上个月，五角大楼的首席网络顾问、国防部助理部长埃里克•罗森巴赫（Eric Rosenbach）就网络空间作战谈到，“我认为，对高层决策者而言，最有帮助的地方是我称为‘过渡空间’（the space between）的地方，什么是‘过渡空间’？……你有外交活动、经济制裁……然后你开展军事行动。在任何两者之间存在的空间，网络空间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国家利益。”

对于那些热衷于研究战争的性质和未来趋势的人而言，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它反映了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政策制定者和战略家越来越同意，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网络空间作战是一种新的划分。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网络空间对国际安全产生了一个新的战略不稳定影响之原因。

重要的是，网络空间成为一个大国直接对抗的新领域。以前，由于战略核对峙，它们的行为被限制在一定的水平。大国的行为有一个明确的底线，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在低于武装攻击和使用武力的水平。或者，冲突仍要保持克制，或在遥远的地方通过代理人进行间接对抗。

如今，核僵局依然约束大国的行为。但是，网络空间开辟了一个新的行动领域，让大国可以挑战极限。现在，它们的行为把我们带到更加接近武装攻击的门槛的水平，是直接的对抗，而不是通过代理人，引发了冲突升级的风险。例如，最近摩根大通的数据泄露表明，这既是一种新型活动——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你是不能偷窃76万个家庭的信息的——也是一种我们还不熟悉的冲突升级风险——奥巴马总统想知道这是不是俄罗斯政府的报复。这也表明，世界各国还没有学会如何解释在网络空间的行动，这产生了不确定性，会引发误解，而新的冲突升级风险会对国际安全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在整个“政治-战争”范式中，因为一些独特的技术特点，网络空间成为了一个新要素。虽然它提供了新的工具，能取代现有的工具——例如炸弹——而且造成相同的效果，但是也可以导致全新的行动——例如操纵金融数据。对于前者，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现行规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适用于网络空间，就像它们适用于动能武器一样。《塔林手册》的评估更详细。如何看待后者一直是激烈辩论的焦点，是《塔林手册》2.0版本的主题。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战争”是只限于那些在网络空间之前我们界定为战争的行动，还是需要扩展战争的概念，包括一些网络空间活动。这是律师和学者争论的问题，很可能最终会在政府的实践中得到决定。

危险的是，大国在这一新领域进行冲突呈现逐步升级的可能性——从中东的隐而不显的冲突到摩根大通遭到袭击后总统的疑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正越来越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联合国、东盟地区论坛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越来越重视在网络空间应用“建立信任措施”这个概念。差不多一年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达成了协议，这是这个区域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在网络空间应用“建立信任措施”。

把网络空间想成为在克劳塞维茨范式中的一个新阶段不应该抛弃这个概念：网络空间的影响要广泛得多，并构成一个新的人类行为域，影响政治的各个方面——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 ）著名的定义：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这种分配可以包括从合作的、非暴力的行为以及对抗的暴力行为。网络空间可用于任何一个。美国网络司令部的前军法官、副参谋法律顾问加里•布朗和欧文•塔勒斯（Gary Brown and Owen Tullos）也做了一些有关网络作战的伟大研究，解释了网络作战如何融入更广的政治活动。尽管网络空间可以看为一个独立的域，它也影响其他四个作战域：陆、空、海、太空。换句话说，如何概念化网络空间取决于要回答什么问题。本文主要讨论网络空间对战争的性质和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无论这些新的活动和手段填补了一段空白，或者如罗森巴赫所说的，在网络空间被创造之前根本不存在，并不影响这样的事实：它已经成为各国如何看待政治和冲突的一个组成要素。它已成为国际安全的一个不稳定因素，而建立信任措施的过程是一个新的努力，重新创建国际体系的稳定。

（知远/安德万 编译自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2014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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