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左右之争

穆瑞·罗斯巴德是20世纪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派别的宗师，自由意志哲学在经济领域的体现为取消政府管制，资本不受束缚，而自由资本主义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等同于赢家通吃、唯利是图、金钱万恶。

贾斯廷·雷蒙多的《罗斯巴德传》是部正名之作，驳斥流俗之见，向公众介绍这位经济学者的真身。外人都觉得罗斯巴德是富人的喉舌，雷蒙多偏偏说他才是真正的自由战士，一辈子都在跟强权斗争。

美国军方、美联储、游说说客，所有特殊利益集团，统统没逃过他的口诛笔伐，罗斯巴德苦口婆心地指出，市场失去充分竞争后，只有少数大银行、大企业拥有跟政府打交道的路子，通过官商勾结盈利。罗斯巴德特别点名道姓，责备过洛克菲勒家族。

限制官僚和特权阶级，为中小企业说话，是奥地利学派的老生常谈。到此为止，他跟哈耶克、米塞斯的区别不大，接下来，差距拉开了。主流奥派学者同意“政府乃必要之恶”，应当保留其守夜人职责，罗斯巴德主张“无政府资本主义”，彻底解散国家机器，所谓有限政府跟大政府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双方的论战酷似儒家的“王霸之辩”，根据朱熹的标准，“尧舜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唐宗宋祖的业绩不足为挂，君主勤政的动机不过出于一家一姓之私，丧失了尧舜三代公天下的高尚理念。功利主义的陈亮辩护说，汉武帝、唐太宗已经尽力了，没达到理想的仁政王道，是因为迁就现实。

主流奥派以开国初期的北美为理想政体，但是为顺应冷战的需求，认可官僚机构在一定范围内的扩权。米塞斯支持紧急状态下的征兵，而罗斯巴德反对，米塞斯支持用意良好的税法，罗斯巴德认为一切税收本质为掠夺私产，进步主义者无意理会其中的分歧，笼统地把双方贴上“资本家帮闲文人”的标签，归档入一类。

要么由于无知，要么由于恶意歪曲，左翼知识分子把无政府资本主义形容为法外之地：失去政府的约束后，资本家肆意压迫劳工，无法无天。他们全然忘了自己如何描述19世纪资本主义的：民主不过是富人操弄选票的游戏，政府是资本家的打手。总之，横竖是资本主义的错，估计资本家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需不需要政府。

罗斯巴德对美国政府的批判一以贯之，抛开经济方面不谈，他在其他领域上比左派更像个左派。在黑白种族问题上，他谴责南方各州，甚至声援黑人独立建国，还指责马丁路德金的路线妥协软弱；在文化领域上，他不承认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价值观为美国的立国基石，提倡政教分离；在外交政策上，他请求恢复孤立主义，不要庇护右翼威权主义者。具体到中美关系上，罗斯巴德呼吁美军尽快退出朝鲜战争，太平洋第七舰队尽快撤离台湾海峡，放弃扶植蒋介石政府。

常规情况下，泛右阵营歌颂家国情怀，捍卫西方基督教文明，左翼知识分子世俗开明，督促铁幕双方和解，萨特、萨义德、乔姆斯基等人自诩为社会的牛氓，提醒民众不要让爱国主义冲昏头脑。罗斯巴德攻击美国霸权的力度不弱于其他派系，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扮演反战鸽派，角色的错位一时让人无所适从，再加上罗斯巴德本人的犹太身份殊为敏感，左翼知识分子不敢开口。于是冷处理成了最安全的方式，他们干脆装聋作哑，仿佛当这个人不存在。

中国进步主义者在攻击市场经济的场合中，经常以哈耶克为靶子，却很少针对罗斯巴德。自由意志运动的其他思想家受到相同冷遇，亨利·黑兹利特著有《一课经济学》,自出版即是当年的畅销书,至今已译成有8种语言,全球销量百万，但黑兹利特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成比例的低下。

如果实在回避不了经济议题，进步主义者就告诉大众，无论罗斯巴德，还是哈耶克，都属于一丘之貉，他们铁石心肠，对穷人没有同情心。奥地利学派的中国追随者则反唇相讥，嘲讽政右经左的自由派个个想当帝王师。自由派无可奈何，没法用同样的罪名指控对方，双方目前的对立局面重演了他们祖师爷过去的左右之争。

某种程度上，二战后欧美的产业繁荣期，其实是泛右阵营极度绝望的低谷期，因为纯粹的市场资本结构遭到大幅调整，面目全非。凯恩斯主义者看病问诊，以技术人员的中立专业面目为两党政要开医嘱：自由放任经济含有强烈副作用，必须往里面添加财政赤字和干预主义的成分。服下药方后，表面上贫富分化、金融不稳定等毛病治愈了，经济周期性萧条似乎不会再来。

美国的经济管制程度比欧洲和日本都要松，而艾森豪威尔又是20世纪下半叶最亲商的总统。他延揽一大批工商界从业者进入内阁，人数为历届之最，直到特朗普执政，组建高盛总裁在内的“富豪内阁”，纪录才被打破。

就是这样一个总统，在奥地利学派的尺度标准下，仍然不够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塑造了大工会加大政府的体系，联邦以劫富济贫的名义加税，把财政负担转嫁到中产阶级身上。艾森豪威尔无心推翻既有格局，并且增加教育、医疗公共开支，他的八年任期不过是前任民主党内阁的萧规曹随。对于黑人群体，这位共和党总统比威尔逊、罗斯福两位进步主义者更加友好，民权运动得以壮大。

建设福利国家，扩大联邦政府职能，成为两党共识。在1956年总统竞选，罗斯巴德抛弃徒有共和党虚名的艾森豪威尔，宁愿投票给民主党人艾德莱·史蒂文斯，至少后者同样是外交上的鸽派。

1950/60年代处于进步派势力叱咤风云的巅峰期，他们自信满满，趾高气扬。而哈耶克哀叹，除我之外，再无自由放任主义者（哈耶克晚年回顾一生时，总结道：“我年轻的时候，老头子们还相信自由市场制度。等我人到中年，除了我自己，就没人相信它了。现在，我很高兴自己活得足够久，看到青年人再次相信它。”）。

分分合合：经济学家与文青

正当泛右阵营四面楚歌之际，突然安·兰德的盟军赶赴解围。她蔑视“劳动者最光荣”“奉献者最伟大”那套工农体系话语，郑重地宣称，爱钱没什么不正当。小说《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里，名言金句四溢“道德的目的是教你享受和生活，而不是教你受苦和送死”“如果有人告诉你金钱是邪恶的，赶快逃命去吧，因为那是强盗降临前的警报声”。

安·兰德带来一套新的伦理观，冲击了美国年轻人的心灵，个人至上主义者扭转了近百年来左派的话语权，理直气壮地为致富发财辩护。社会主义者蒲鲁东说财产就是盗窃，罗斯巴德说纳税才是盗窃，税收体系就是“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可怜的个体纳税人在填报税单的过程中，要吭哧吭哧计算数字，自己欠了国库多少钱，这也属于政府强迫的义务劳动。罗斯巴德从经济专业角度阐述过安·兰德秉持的理论，只是小说的传播广度远远高于《美国经济评论》《左与右》等学术刊物。

二战后左翼运动声势浩大，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石墙暴动、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吸引了公众的眼球。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场自由至上运动潜流涌动，到了今天，暗流喷涌而出，化作波涛大河。特朗普团队中的劳工部长、中情局局长、国务卿，都受过安·兰德思想的洗礼。

1954年罗斯巴德结识安·兰德，并定期访问对方住所，1958年7月，两派人马割席断交。安·兰德的决裂来得那么突然，正如当初她的降临来得那么突然。

双方均是资本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然而除此之外，别无共同语言。安·兰德推崇精英主义，罗斯巴德信任民众的力量；安·兰德对苏联强硬，罗斯巴德是鸽派；安·兰德漠视基督教，罗斯巴德指出，如果你坚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迟早会追溯到某种先验的东西，神圣性可能来自洛克式自然法，也可能是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

罗斯巴德本人不信教，出身于世俗化的犹太家庭。但他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考量，只要不染指政治，宗教能起到维护道德的作用，利大于弊。到了成家立业的阶段，他娶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为妻。

当安·兰德知道罗斯巴德的择偶情况后，大为鄙夷，还试图拆散两人的婚姻，给罗斯巴德安排一个“格调”更高的妻子。在精英主义者看来，世俗道德尽是假仁假义，提倡好善乐施的基督教教义与家庭温馨的共和党价值观，只能欺骗庸人，尼采式超人不应当受到伦理束缚。安·兰德是这么论述的，后来也是这么实践的，她跟门下弟子产生婚外恋，上演了一幕幕狗血的剧情。幸福恩爱的罗斯巴德夫妇隔岸观火, 旁观了这场肥皂剧。

个人至上主义的两大旗手决裂的直接原因是理念差异，深层因素归根于职业阶级和人生经历，罗斯巴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历任教师、智库研究员。他早慧，天资聪颖，普通的中学教育容不下少年天才，转学进入一流的私立学校。上大学后，成绩优异，功课全A。顺便提一句，罗斯巴德对公立学校体系的抨击可能跟自身经历有关。

安·兰德的天赋也不差，考取圣彼得堡大学，本可能走上类似的职业道路，苏联反犹主义打断了她的前途。安·兰德流亡移民到美国，在好莱坞当编剧出道，凭借畅销小说名扬天下，地位犹如张爱玲式文青教母。

在泛右阵营交流过程中，安·兰德暴露出自己的知识短板，不懂边际效用原理，引来诸位奥派学者的轻蔑。罗斯巴德两卷本权威巨著《经济学思想史》，证明了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在左派当道的学术界，罗斯巴德满腹才学，找不到用武之地，只好屈居于一所工科院校，当个小教员，一当就是35年。安·兰德在这种生活工作环境里，十分钟都待不下去，她习惯了书迷粉丝的奉承，离不开鲜花和掌声。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罗斯巴德：自由意志主义的道德十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