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喜爱热闹浮华，学者安于冷板凳。由于职业阶级和生理上的双重原因，罗斯巴德前半生的社交生活平淡，很少离开纽约，甚至很少离开曼哈顿的家宅，他患有旅行恐惧症，害怕坐火车，飞机，以及电梯。直到40多岁，罗斯巴德在精神科医生的帮助下克服病症，开始世界各地的讲座旅行。
深居简出的居家模式是否影响到罗斯巴德的思维理念，很难分析其相关性，可以肯定的是，他眼界有些井底之蛙，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声嘶力竭地控诉，华盛顿的官僚如何蛮横地干预市场经济，浑然不知世界大局。奥地利学派宗师大多来自欧洲，他们很清楚社会民主主义在老家如日中天，安·兰德来自苏联，经历过管制更严厉的左翼统治。
罗斯巴德是第二代移民（其父从波兰农村迁移到新泽西，在石油公司当化学家，收入不菲），他的追随者多为美国本土中产阶级子女，养尊处优，没有见识过真正的邪恶，在报纸电视上看到本国军队稍微有些粗暴，就大喊法西斯。安·兰德在极权政体里存活下来，逃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算旧账，她明确支持美利坚鹰派，对外强硬。
遏制苏联势必就要扩军，扩军势必就要增加国防经费，征收更多的税负。来自国外的米塞斯和安·兰德不约而同地决定，让渡部分公民权利，恳请美军来保卫自由世界的安全。第二代移民罗斯巴德感受不到紧迫感，在国际问题上怀有惊人的天真心态，他呼吁对莫斯科缓和，甚至开展自由贸易。
单纯理论方面来讲，罗斯巴德并不荒谬，外交上的孤立主义和国民经济上的市场自由主义互为表里，逻辑自洽。艾森豪威尔那类政治家才是自相矛盾的人，他一方面采取鹰派态度，大规模推进国防事业；另一方面提防军工复合体，告诫民众，一个膨胀的权势集团会威胁到宪政。
问题是，这个世界并不完全按照逻辑运行。罗斯巴德在保卫美国起到的作用，相当于东林党在保卫大明起到的作用，他们迂腐地讲究道德高调，给盟友扯后腿，作茧自缚。
1950年代参众两院审查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基金会是否赞助亲苏分子，罗斯巴德站出来仗义执言，尽管他一向蔑视洛克菲勒家族的进步主义立场。在普遍支持佛朗哥、李承晚政权的泛右阵营里，罗斯巴德特立独行，要求白宫停止对独裁者的庇护。米尔顿·弗里德曼认可尼克松在越战的扩权，罗斯巴德跟着民主党人一块指责尼克松为“帝王总统”。
新保守主义者不打算做腐儒，“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为了赢得冷战，他们把孤立主义与小政府精神视为共和党的负资产，决心抛弃。小威廉·F.巴克利呼吁放下政见纠葛，一致对外，他承认：“我们（即新保守主义者）已经不得不接受大政府的理念……如果他们（即市场自由放任主义者）把苏联作为对自由的首要威胁，他们就不得不支持庞大的陆军、空军、原子能源、中央情报、战时生产委员会、以及一系列随之而来的华盛顿的中央权力。”
我们为什么不是保守主义者
曾有记者用一句话概括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历程：“里根之前有戈德华特，戈德华特之前有巴克利。”小威廉·F.巴克利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他把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改造成里根的共和党，渗透并且成功控制了政党组织。
罗斯巴德是共和党转型的受损者，他厌恶保守主义，因为这个名字已经跟托利党、王权、政教合一捆绑起来，罗斯巴德支持潘恩，反对爱德蒙·伯克。其他奥派学者同样厌弃共和党右翼，只是程度稍有不同，哈耶克在1950年代专门写文章《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澄清外界的误会。哈耶克宣示，自己的政治谱系处于盎格鲁-萨克逊里中间偏左的辉格党人，罗斯巴德则自称处于比辉格党更左的约翰·洛克、杰斐逊派系。
哈耶克的公开划清界限，令中国追随者格外尴尬，他们选择性忽略奥派的辉格主义的一面，着重强调奥派反计划经济的一面，他们介绍爱德蒙·伯克的时候，着重强调他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一面，选择性忽略伯克反对工业化、城市化的一面。西方的新保守主义仿佛做了一场整容微调手术，改头换面，以东方审美标准，显示在中国的泛右阵营面前，知识分子非常满意，陶醉于其中。
戈德华特并不是中美新保守主义者理想的完美人选，他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中，招揽凯恩斯主义者充任经济顾问，但他强硬反苏反民主党，这就足够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小威廉·F.巴克利策划密谋，推出非主流的戈德华特作为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世家子弟、进步主义派系的纳尔逊·洛克菲勒被迫退选，这件事放在君主制国家可以算是一场宫廷政变了。戈德华特声称，自己当上总统后，要往克里姆林宫的厕所扔原子弹，勃列日涅夫很庆幸，他最后败选了。
罗斯巴德很困惑，既然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在冷战中胜出毫无悬念，那为什么新保守主义者急于求战呢？顺着这个逻辑，罗斯巴德到了后期，干脆否认存在所谓的苏联威胁，仿佛俄国人造的航母、核导弹只是模型玩具。他认为，一切都是美国官僚机构夸大敌情，借机扩权的借口。
巴克利起而反驳，声称罗斯巴德大奸似忠，市场自由派对苏式计划经济的批评是小骂大帮忙。在越战白热化阶段，罗斯巴德附和左翼舆论，加入反战行列，客观上难道不是让美国大兵的鲜血白流？双方互相给对手扣上“战争狂人”“软蛋、绥靖分子”的罪名，罗斯巴德至死，都没获得巴克利的谅解。
新保守主义者和个人至上派的决裂不仅是党派理念的不合，也是阶级冲突。巴克利是知识分子，他的文人性格还不明显，另一个共和党右翼思想家拉塞尔·柯克则是典型的书斋知识分子，他摆出清高的姿态，表示对发财没有兴趣。
拉塞尔·柯克自负修齐治平的救世使命，在新保守主义的视角里，美苏博弈超过了比拼经济的层面，这是击溃“邪恶轴心”，解民倒悬的善恶之战。到了小布什时代，右翼的哲学意蕴更加浓厚，施派子弟厚古薄今，崇尚古希腊罗马的智性生活，发誓要清洗老大党（自19世纪以来共和党就跟工商业老板关系密切，故此得名）身上的铜臭味。
在美国的新罗马使命中，罗斯巴德自觉扮演起加图的角色，这个古罗马贵族，看穿了凯撒篡权的野心，然而凯撒倒打一耙，声称自己为平民代言，怒斥共和制不过是贵族维护一己私利的门面。
罗斯巴德跟同事成立智库，取名为加图研究所。新保守主义者把自由企业制度庸俗地理解为发财赚钱，可奥派诸位宗师何尝是爱财之人。自由意志运动自开创二十年内，没受到过一个大老板的赞助，直到1976年堪萨斯石油商查尔斯·科赫慧眼识珠，慷慨解囊，罗斯巴德才有资金创办期刊、智库机构。
个人至上派为了捍卫公民自由，阻挡大政府、“超级总统”、统制经济的降临，甚至不顾冷战大局。美国历史上不乏东林党、加图式人物，内战中南方同盟国总统杰斐逊·戴维斯请求授予战时特权，如果南方行使中央集权的手段，或许能避免败局。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竭力阻挠，州权神圣不可侵犯，脱离联邦之举不是抱残守缺，保护奴隶制，而是捍卫州权。斯蒂芬斯阻止了戴维斯的集权计划，也让南方同盟国的失败无可挽回。
冷战的进步主义者不在乎泛右阵营的内部分歧，正如同林肯不在乎南方领导层的内部分歧。苏联解体给自由意志运动赋予了意义，国际问题专家们一再告诉公众和白宫，苏军如何强大，坦克武器如何先进，要再等几十年，才能看到苏联覆灭。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之时，国际问题专家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奥派经济学家们并不意外，他们早就说过，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早晚油尽灯枯。市场自由派的理论是正确的，苏联灭亡不干西方什么事，纯粹因自身国力透支而瘫倒。不过新保守主义者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如果我们当时在古巴导弹危机，或者越战初期阶段更强硬，或许能加快对手倒台的速度？孤立主义者的对外不干涉态度，是否延长了苏东国家人民的所受苦难？这些事后推演永远无解。
罗斯巴德活到了胜利，却几乎失去了全部朋友，巴克利、安·兰德从前的旧友反目成仇。民国军阀陈炯明曾给孙中山写过一句挽联，放在罗斯巴德身上却颇有几处吻合，概括他复杂的一生：“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义,全凭一寸赤心知。”
文/柳展雄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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