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只开了2天（1929年12月28～29日），但它的历史意义却重大而深远。从井冈山朱、毛红军胜利会师以来，持续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各种争论，在这2天的时间里作出了最终定论。所以，要全面认识古田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仅就古田会议的地点、内容、决议来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放到古田会议召开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予以全面认识。

古田会议会址

没有朱、毛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

深入研究古田会议前后的党史军史，有一种感受越来越强烈：没有朱、毛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没有前委、军委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在古田会议召开前的争论过程中，涉及我党我军的众多重要历史人物，毛泽东、朱德、支持朱德的陈毅、支持毛泽东的林彪，以及在其中激化矛盾的刘安恭，还有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且他们各自的人物关系基本上也在古田会议召开前后完成了整合。所以，古田会议不仅对我军具有深远影响，对我们党都影响巨大。

探究古田会议的来龙去脉，便会发现它深层触及朱、毛红军会师以来出现的种种深层矛盾和问题。1928年4月，朱、毛红军胜利会师，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尤其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强；4月28日，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会师红军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底，根据中央的要求，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红四军的由来。这是朱、毛红军会师的重大成果，没有这次会师，红军的战斗力不可能提升得如此之大。

当年红四军的编成：第28团，南昌起义的部队；第29团、第30团、第33团，湘南起义的农军；第31团，秋收起义的部队；第32团，原来占据井冈山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其中，主要力量是第28团、第31团，也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两支队伍。后来，第29团、第30团和第33团在“八月失败”后溃散了，第32团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也基本损失了。所以，第28团和第31团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家底子”。南昌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朱德，秋收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中两个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谭震林曾回忆，“假若朱德不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而井冈山上只有秋收暴动留下的这一点儿力量，将很难维持下去。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安源的矿工，战斗力很弱。部队上了井冈山，与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会师，战斗力依然很弱”。谭震林还说，“我们在井冈山时，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退守山上，凭险据守。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了，军官几乎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士兵清一色来自北伐‘铁军’，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这就是朱、毛会师之后，在第28团和第31团这两个重要的红军发展来源中，第28团——原南昌起义部队起到的历史性作用，同时也奠定了朱德在工农红军中的地位。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党组织有三个：第一个是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第二个是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第三个就是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当过书记，后来，朱德和陈毅也分别当过书记。根据1928年6月的中央来信（即“六月来信”），指示红四军前委要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以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后来的前委、军委之争就是由此开始的。

而且，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第28团和参加过秋收起义的第31团，这两支部队在建制上有所不同。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了“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而南昌起义部队只在连一级设立了党代表。毛泽东后来就讲过，“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政府军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一个支部，故经不起考验”。毛泽东提到的“叶挺部”，就泛指南昌起义部队，当时在每个团设一个党支部。毛泽东讲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在党的领导绝对化方面，秋收起义部队是强于南昌起义部队的。

当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第28团的一些“铁军”老兵，打仗时战斗力的确很强，但他们长期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加上对打土豪、分浮财和“共产”的误解，片面地认为“你的就是我的”，战场纪律、群众纪律意识比较淡薄。当时的情况是，南昌起义的“铁军”瞧不起秋收起义的“农军”，嫌“农军”土气，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没有打过硬仗。秋收起义的“农军”也看不惯南昌起义的“铁军”，认为他们流里流气，有兵痞、军阀主义倾向，等等。南昌起义部队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但不愿意把枪支拿出来支援“农军”。秋收起义部队收入较多，财政状况较好，但也不愿意拿出来资助“铁军”。

谭震林回忆说，“当时，朱德到第31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第28团去讲话。现在，我们说到井冈山，首先想到的就是朱、毛胜利会师的大油画，其实，朱、毛会师后形成一体化的坚强红军力量，那是古田会议以后的事。古田会议以前，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在管理和作风上差别明显。因此，这两支部队走到一起，最初的争论和斗争是难以避免的”。

斗争的起因，由柏露会议开始。当时，会议的议题就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究竟是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出击赣、闽，朱、毛在会议上就争起来了。当时的大背景是：1929年1月，蒋介石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调集了8个旅约3万多兵力，给井冈山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时候，双方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坚持固守井冈山，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应采取“波浪式”发展，但一定不要放弃它；朱德则认为不行，要跳到外线打游击，放弃井冈山。朱德认为，井冈山东、西被湘江、赣江夹住，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红军应出远道打游击，光守井冈山守不住。

当时还有一个现实情况，两军会师后井冈山兵力陡然大增。到过井冈山的人都知道，井冈山地区山多人少，供养如此规模的一支红军队伍，经济上很困难，再加上敌人的外线封锁，双方产生意见分歧在所难免。毛泽东认为，朱德要放弃井冈山去打游击是“游击主义”；朱德认为，毛泽东守住井冈山不放是“保守主义”。今天，当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一争论，也不能说毛泽东当时的意见都是对的。

后来，毛泽东被迫同意出击赣南。出击赣南后，他发现赣南、闽西空间非常大，最后就在赣南、闽西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粟裕当时还是红军的一名基层干部，任第28团某连政治指导员。粟裕就讲过：“井冈山作为一个防守的要地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战略出发地不行。”因为井冈山地域狭小，资源有限。

由此可以看出，最初的朱、毛之争，朱德出击赣南的意见是相对合理的。当时，在他们两人各持己见、争论不下的时候，陈毅出来做调和工作。陈毅认为，朱、毛各有道理，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确是难得的好地方，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敌人还在搞经济封锁，如不分兵远行打游击，很难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将陷入困境。

柏露会议最终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率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出击赣南，外线作战，引开敌军，打破经济封锁。当时还没有想到建立广大的苏区，本想引开敌军后再回来，结果一去不回。因为，一出去就发现了赣南、闽西这块更好的根据地。这说明，朱德当时坚持出击赣南打游击的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后来也欣然采纳了此意见，与朱德合力开发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而闽西就包括古田。

但从井冈山出击后的红军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刚刚下山后的红四军非常困难，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连续打败仗。加上沿途都是无共产党组织、无革命群众的地方，红军处境十分被动。那真是红军最困苦的一个时期。

困境导致争论。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方面面临很多困难，大家觉得第28团、第31团不能合在一起，想分兵，由朱德带一部分力量，毛泽东带一部分力量，各干各的。这就是所谓集权、分权之争。集权、分权之争，起因就是由分兵开始的。后来的罗福嶂会议有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分兵”。

罗福嶂会议前，红四军部队进行了改编，这个改编就是为分兵作出的组织准备。部队改编为两个纵队：一纵队由第28团、特务营合编，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二纵队由第31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当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他认为，只有整个红军主力在一起行动，才不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所以，在1929年2月3日召开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朱、毛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坚决压下分兵意见，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多数人的不满。最后，毛泽东在罗福嶂会议上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使朱德失去了决策权。

当时，毛泽东领导前委，朱德领导军委，要想不分兵，里面就有个“统一领导”的问题。为了断掉分兵的念头，毛泽东干脆把军委撤了，将军委改编为政治部，自己兼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决定后来被一些人说成是毛泽东集权，既担任前委书记，又担任党代表，还兼任政治部主任，大权独揽，也为以后更激烈的争论埋下了“根”。

当时取消军委后，最初一段时间红军发展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了前委、军委的相互掣肘，毛泽东指挥战斗得心应手。当时打得很顺，歼灭了敌人2个团，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第一次打胜仗。

正当红军局面有所好转之时，中央的“二月来信”也到了前线。“二月来信”是中央考虑到前期毛泽东、朱德反映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极为困难的实际情况，在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提出的，要求朱、毛毅然脱离部队，速来中央，让红军留在原地分散打游击，因为朱、毛在一起目标太大。但中央“二月来信”到前线时已是4月份了，当时的局面已有所好转，红军已不再被动挨打了。所以，对中央“二月来信”的意见，朱、毛都表示反对。

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红四军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过于悲观，意见不切实际。朱德虽也不同意“二月来信”的观点，但认为不应批评中央。两人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但表达的方式不同。

当时，毛泽东是下级，上海的中央是上级，毛泽东写信批评中央，就留下了后来被人指责“不服从中央领导、直接写信与中央决策对抗”的话柄。红四军中一些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此事为由，讲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大权独揽，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

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不仅没有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扩大化了。正在矛盾扩大的时候，来了一个关键性人物刘安恭。刘安恭的到来，直接导致朱、毛之争呈现白热化。刘安恭没有来以前，朱、毛之争还只停留在口头交锋，即便在毛泽东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军委时，朱德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实质性意见。但刘安恭一来，却挑起了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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