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疆兵团人口转变

在新疆人口转变的过程中, 除了区域差异、民族差异, 其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地方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5年末总人口276.6万人, 占全疆汉族人口的32.0%, 占全疆人口的11.7%。作为全国最后一个生产建设兵团,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曾一度被撤并, 但其基本保持了屯垦和戍边两大职能。无论是戍边官兵, 还是大型团场从事工农业生产的群体都极大地影响了兵团人口结构。根据2016年统计年鉴数据, 新疆兵团总人口的性别比为110, 男性要明显多于女性;此外, 劳动力人口比重比较高, 2015年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0.7%, 人口呈现两头尖中间宽的菱形。201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 机械增长率为10.7‰, 机械增长占总增长的90%, 是自然增长的近10倍, 所以人口迁移增长是兵团主要的人口增长方式。由于人口迁移因素的强烈影响, 兵团人口显示出了其人口转变的独特性。

图5 新疆兵团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1953～2015) 下载原图
资料来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 (1996)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 (2016) 》。

从图5可以看出, 兵团人口的转变不同于一般的人口。由于第一批兵团人口大多是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人及其家属, 所以年龄较轻, 而且身体健康, 从一开始兵团的死亡率就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 从1953年到2015年六十多年间, 兵团死亡率未超过6‰, 整体出现了一个十分缓慢的上升, 从3‰左右上升到了5‰左右。这一方面是由于年龄结构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兵团人口构成发生了变化, 从原来以军人为主体的人口, 到后来以居民为主体, 所以死亡率才会有这样微弱的变化。从出生率变化来看, 在兵团成立之初, 因为军队的性别比问题, 难以实现普遍的婚配, 所以出生率十分低;但是随着军人的定居, 从外地迁入的女性和当地女性成为兵团军人成婚的对象, 加之国家有计划、有组织地从内地组织大批青年移居新疆提高了适婚和育龄人口所占比重, 所以出生率出现了一个迅速的攀升, 从起初的15‰到60年代达到峰值的55‰, 高出生率水平持续了十多年时间。

20世纪70年代,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兵团局部开展, 加之兵团建制1975年撤销, 农场企业划归地方带来兵团人口大量减少, 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兵团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 到80年代中期, 出生率已经降到了10‰左右, 十几年的时间下降了40‰之多。80年代中后期, 随着兵团的恢复,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兵团人口又出现了回升, 大量外来育龄迁移人口拉升了持续下挫的出生率 。

新疆兵团的人口转变, 因为死亡率几乎不变, 所以按照出生率的变化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军人转业定居阶段 (人口迁入阶段) , 出生率稳步提高, 类似于人口转变四阶段论的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兵团人口高出生率在维持了10年左右的时间之后, 出生率出现了大幅持续下降;80年代之后, 兵团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进入低水平的平稳阶段, 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如今新疆兵团的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 近几年接近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接近趋于零增长。

对于兵团这一本身具有生育潜力的人口, 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的高出生率, 由于占兵团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口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 同时还由于迁入的人口多是来自已经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 所以可以预见, 即使新疆兵团未来的定居人口增加, 人口生育水平上升也不会十分明显。

结语

人口转变是西方人口学家根据西方人口变化资料总结形成的经典人口理论, 在解释后发国家人口转变的过程中本身就存在着不适用的情况, 人口转变的地区特色已经在许多研究中呈现出来。新疆作为西部欠发达的省份, 与内地其他省份相比, 在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各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就新疆整体而言, 新疆人口转变不仅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且新疆内部还存在着很大差异性。

就新疆内部差异方面, 首先表现在地区差异上, 北疆人口转变先于南疆, 城市先于农村;其次, 表现在民族差异上, 汉族人口转变先于少数民族;此外, 新疆兵团人口转变呈现出特殊轨迹。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 尚处于生育率不稳定的新疆部分地区和民族人口可能存在着反弹的态势。事实上, 由于新疆内部结构差异性较大, 任何忽视这种差异性的描述都会掩盖新疆人口转变的杂糅性和复杂性。因此, 从内部结构差异的视角来描述新疆人口转变, 能够更清晰的呈现出新疆人口转变的特征和趋势。

新疆人口内部结构三个维度的描述易于我们对新疆人口转变特征的理解和解释。当然这三种结构划分本身存在着交叉性, 比如南疆地区与少数民族相叠加, 兵团建制与汉族人口高比例相重和, 所以即使做出了相应的划分, 各局部人口转变的原因凸现出来, 但仍然不能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口转变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综合的, 即使分析的单位落到了地市一级。事实上, 从新疆人口转变结构上的差异性, 阶段上的不同步性, 影响上的复杂性可以折射出新疆在社会转型期、现代化进程中发展问题的特征。笔者希望通过以上结构差异分析, 从人口转变的视角透视分解出新疆发展问题的“多元”性, 期望引出对新疆问题中的“杂糅性和复杂性”的再思考, 牢牢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 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更好地实现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愿景。

最后, 虽然本文主要讨论的人口转变是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内容, 即出生率和死亡率从传统上的高水平状态转变到低水平状态, 但由于新疆内部人口转变的差异性, 南疆和少数民族人口还处于第一次人口转变之中;北疆和汉族人口已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 并出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部分特征;而兵团人口则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功能, 处于类似于第三次人口转变, 即迁移人口影响下的人口结构变迁的过程中。由于第二次人口转变涉及家庭结构的变迁 和第三次人口转变需要更详细的迁移人口数据 , 未来笔者希望根据本文的发现和新的数据去探究更加广义和细分的新疆人口转变过程。

作者：李建新、杨珏、姜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西北人口》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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