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构筑国防工事的权衡与实践 ——以巩洛区国防工事为例（1935—1937）
巩洛地区（巩县至洛阳一带，下同）地处冲要，东南依嵩山山脉东与平汉、陇海两干线交会之郑州同气连枝；西控崤山山脉，与邙山相接，西北通山西王屋、曲垣以及陕甘必经之路；南控中原南出之要道；北带黄河，有通往山西之众多渡口。自古即为用兵之地，军事价值甚大。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国民政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建设国防工事，期能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作用。
既有相关研究，鲜有涉及这一问题者。本文依据海内外一手档案，对国民政府修筑巩洛工事的历史过程进行全面考析，期能补白，并对中国的抗战准备工作有所发现。
一、巩洛区国防工事计划之酝酿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深感日本“侵我最急，迫我最甚”。当时参谋本部在所拟的“国防概要”中，对日军的战略计划做出预测，认为日本独占满蒙不仅侵犯到中国，也牵涉到苏联的远东利益，因此“日俄之战”势不能免，届时中俄将联手与日本作战。而日本若对中国用兵，“当以有力之一部由胶东半岛—海州—淞沪—杭州湾一带登陆”，其目的在于截断“国军北上援俄部队”，进一步“袭击南京”，以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信心。此外，根据日本在“华北一带种种之设施”以及东北局势判断，日军很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在与苏俄开战前，“以主力侵略我华北”。当时，蒋介石认为，“无论此次对日和与战”，当以西北为根基。如果首都陷落，即“迁于洛阳”，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备都”。他提出：与日本决战的地区“只可定在黄河以南与陇海路以北地区”，洛阳既为备都，又是黄河南岸重镇，其国防价值立显。
塘沽协定签署之后，划“平东各县为不驻兵（原为中立）地区”，一旦日本制造事端扩大战争，将直犯平津，顺势南下“进占黄河流域”。而且，山东及江、浙、闽等省均有被敌攻击之虞。根据新形势，国民政府决定在具体的军队部署上“分区防卫”。将抗日的重点置于华北察、冀、鲁等省，以“有力之国军”在这些区域努力抗战，而另以其中一部置于江浙闽粤一带以作策应。蒋介石判断，“倭寇急谋以黄河为中心，山东为根据而侵略中华”。乃计划“以东南为经济之基础，以西北为立国保种之根据，军事设施一切以洛阳为张本也”。洛阳俨然被设定为中国将来抗日之中心。
蒋介石虽曰洛阳为天下之重，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历史与政经现实，此时，东南布防仍是重点。在稍后由参谋本部所拟定的中部国防建设计划中，鉴于财力与人力有限，提出优先在重要的政治经济及战略要地“如江、浙、鲁、豫、皖、鄂、赣、闽”等省，依照计划与国力做“最低限度之建设”。该计划仍将黄河沿岸作为重点部署的区域之一，但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沿江沿海地区为“富庶之区，资源所寄”，而日本海军又处于优势，故“沿岸要塞及要地”应优先整备。所以，计划书中规定要塞区主要为“江阴、南京、镇江、宁波、海州、上海、青岛、龙口、烟台、威海卫”等沿江沿海地区。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国民政府在1935年的防御计划大纲草案中，将各个区域的重要地带划分为不同等级的防御核心，其中一、二等核心须有“坚固之防御设备及军事资源之充分准备。三、四、五等核心也“须筑设工事，形成据点”。每个防御核心都应有独立持久抗战的准备。草案中将郑州、洛阳地区都列为四等核心。当年2月27日，蒋介石提出日军攻击路线有“由海州向徐州进攻，直趋‘汴、郑’并横断津浦线，威胁首都”的可能，乃将郑州、洛阳等要点提升为三等核心，并将洛阳作为战略物资的四个积集主地之一。他制定了具体的防卫要旨，要在黄河南岸“构筑桥头堡及机枪之掩体”，一切工程需要实地勘测后，分期、分主次进行构筑，要“极端秘密”。3月下旬，蒋介石又做出指示，一是修筑计划需要规定详尽的工作进度与期限，以专责成。二是各重要地区分派参谋，以“旅行名义，联合参、训两部及陆大测量局人员”，在详细侦查后设定三道阵地，并要细化各月的任务。其中，将洛阳与巩县列入陇海线之要地。
至此，巩洛区国防工事建设从酝酿、规划，进入了准备实施阶段。
二、规划与实际：实践层面的中央和地方
对于中央的防御规划，巩洛地区军政长官予以积极回应。1935年2月4日，蒋介石电令时任河南省主席的刘峙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校长兼巩洛警备司令部司令祝绍周，由洛阳军分校担任“巩县附近之要塞与防空计划及其设备、地点”的实地侦查，并“随时在该处实地演习并作业”。实地勘测活动进展很快，4月，刘、祝两人已经将《洛阳、巩县附近地形侦察报告书》整理呈交中央。报告书中分析了洛阳与巩县地区的军事地理，并对阵地设置、工事修筑以及兵员配置等方面给出具体的建议。但工事的修建样式与类型未加说明，等候中央指示。
6月28日，蒋介石指示，“以洛阳为中心，东至汜水，虎牢关，南至登封，北至黄河北岸”都应作整体计划，并借助演习秘密修建。6月30日，张治中回电，“拟于图上研究后，即派员实地侦察，预计两个星期可以完竣”。7月6日，蒋介石听取了刘峙的建议，要求参谋本部以预计的敌情来统筹规划，并要“规定各种工事式样，派员指导构筑”，以免各自规划难以实用，经费方面亦须详细筹划。参谋本部做出回应，“由第一厅及城塞组会拟方案”，然后呈核。
张治中在其中担任了联络、促成实施的角色。他在接到蒋有关洛阳地区侦察地形手谕后，曾在汴、洛分别与刘峙和祝绍周商谈筹办工事的办法。刘、祝两人虽已接到蒋筹办工事的命令，但表示跟蒋的规划“稍有出入”，希望参谋本部派员指导具体事宜。于是7月12号张治中与参谋本部次长熊斌联络，请参谋本部“速遴选适当人员积极办理”。10月，参谋本部会商确定黄河沿岸防御工事首要修筑地区为“江苏之海州、徐州、清江浦，安徽之蚌埠，河南之彰德、沁阳、道口、郑州、开封、归德、巩县、洛阳等处”。详细的工事位置则由军委会铨叙厅厅长林蔚以及参谋部第一厅参加作战人员及城塞组组员分赴“各区详加查勘，会同刘、祝两主任等秘密整修”，并初步打算“秘密兴工，期于年底完成”。
在国民政府的考量中，巩洛区防御工事是沿陇海线防御的一环，其意图是：如果日军南下，确保巩洛一带能有效拒止日军渡河，掩护东西交通不被日军截断。因此，工事修建是围绕黄河南岸重要渡河点、制高点以及渡河之后纵深交通线上封锁之要点来规划的。
最终选取的工事地点有一百多处，从战略功能上分为四种：
（一）控制渡河地点，如“狂澜镇、西河清、小浪底、王庄、白鹤砦、铁谢、花园镇、叩马镇、赵沟、东沟、神堤、汜水、河口、孤柏嘴”等著名渡河点；
（二）封锁交通要道，如陇海铁路、“郑洛大道”等交通要道；
（三）巩固重要区域中心城镇，如洛阳乃区域经济、政治中心，交通便利，孝义镇是巩县兵工厂所在；
（四）瞰制区域动向，如侯山、伏山是汜水与巩县之间的分水岭，北临“汜巩大道、陇海铁路及黄河”，东控“荥（阳）、汜（水）”，西瞰“巩（县）、孝（义镇）”。战术上，选点首要是能充分发扬火力，次求有良好之隐蔽。类型上可分为机枪掩体、小炮掩体与观测所。
从国民政府规划实施的136个工事的分布态势上可以看出，巩洛区的工事地点主要集中在对黄河南岸的防守。也就是说，尽管国民政府在工事位置的选择上有加强重点城镇防守之趋向，但并无意围绕该区域形成据点式的防御核心，而是着眼于巩固黄河河防与交通线。多集中于应对来自北面渡河之敌的威胁，对于巩洛地区的东、西、南三面，并没有进行良好的部署。如：西面之金斗山“控制铁道及通陕甘大道”，其与牛心砦同为“新安县西方最要之门户，对地方展望，尤为便利”，却没有规划工事。此种布局导致1944年5月日军渡河侵入渑池后，巩洛地区的西面受到直接的威胁。
出于地方防卫之考虑，在国民政府向刘峙等人下达构筑工事的指示之后，1935年2月28日，刘峙向蒋报告，鉴于火炮射程与飞机的攻击范围极广，构筑洛阳地区的防御工事需要在“离洛阳较远之山地构筑纵深极长之阵地”。这些山地附近的居民多“凿山穴居”，利于构筑工事。刘峙设想划分为四个防守区，“东防守区以孝义、汜水、登封、密县间山地为主阵地带，而以荥阳、密县间为前进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