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学出现一百多年之后，这一领域内的汉文译著渐多。卡尔·豪斯霍弗（KarlHaushofer）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于1924年首次出版，现有汉译本在售。
豪斯霍弗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德国地缘政治学者。他的思想影响到，至少折射出，后来纳粹的战略。《豪斯霍弗将军的地缘世界：行动中的地缘政治学》是他的传记，汉译本即将出版。本文不介绍他的生平。
豪斯霍弗是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他在书中显露出对一战战胜国的不满。这只是他这本书中的很小一部分，表现出德国受到压制的帝国冲动——在二战中再次发泄。豪斯霍弗并不站在道德制高点，却也不应为此受到指责。既得利益国努力拒绝利益的再分配，弱势国则要争取更多，各国概莫例外。但获取利益的方法有道德性，而且可以预示结果。
国家的地理与历史
地缘政治学起初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是一个具有国家视角的学科，各国有各国的地缘政治学。美英的地缘政治学从欧亚大陆边缘看大陆，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则从大陆看大洋。这是因为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选择敌友的标准不同；变数也不同，例如国家力量对比在变化，而且对力量的评判标准差异甚大，又有常常参杂刻意的高估和低估，结果必然迥异，其中必有误判。德国在一战前发展强大的海军，把英国推向敌对。一战之后，豪斯霍弗为德国著这本《太平洋地缘政治学》，而这时的德国已经完全丧失争夺大洋的海军实力。
豪斯霍弗这本书的副标题显示地缘政治学与历史不可分割。只有在历史之中，我们才可能理解地理如何塑造国际政治。但是，历史塑造的思维方式可能会过时，历史的教训也不会总是被记取。《太平洋地缘政治学》是一部写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著作，具有明显的时代和国家特征。豪斯霍弗在该书导言中说：“地缘政治学的主题和目标很明确：主题是为旨在夺取地球生存空间的生存斗争中的政治行动艺术奠定科学基础；目标是辨识生存斗争中的唯一持久之物，即地球表面的基本特征，进而从经验观察上升到科学规律。”他用这段话指出他研究地缘政治学的主旨，包括这本书。
且不说被纳粹德国充分利用的“生存空间”“生存斗争”这两个概念，豪斯霍弗试图把“政治行动艺术”建立在“科学规律”之上，便已把德国引向斜径。“政治行动”更多是艺术，较少是科学。豪斯霍弗使用“政治行动艺术”，但接着又用“科学规律”否定了这个判断。地理学含有科学知识，却不是严格的科学。政治学、地缘政治学都采用科学的方法，但远未达到严格科学的门槛，也没有迹象显示可以达到。历史（包括将成为历史的未来）充满变数。历史已经证明，把历史塞入“科学规律”是危险的，用别人的“规律”改写本国历史更不可取。历史之中有教训，有警示，却无一成不变的规律。或许可以说，历史有许多条规律——这使得判断什么规律将发挥作用成为艺术。地缘政治学需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这些经验须经审视才能运用，否则便很可能落后于时代。
各国的地理条件各有利弊，当然，这些利弊有多与少的差别。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一直试图突破本国地理的（用豪斯霍弗之言，也是科学的）限制，而不是寻求发挥已有的条件，因此导向战争。在人类的短暂历史之中，“地球表面的基本特征”几乎没有变化，确实可以被称为“唯一持久之物”，但交通、通讯等技术的发展在改变地理对于人类的作用，即，地理对于人的尺度和障碍在变小。
卡尔·豪斯霍弗
地缘政治几乎成为国际政治的代名词，而国际政治总是与战争相联系。国家的战争能力是地缘政治学的一个要素，也是一个变数，例如飞机。一战已使用少量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飞机改变了陆战模式，航母改变了海战模式，实际上改变的都是战场的地理尺度，并把战争空间由二维变为三维。那些技术和战术没有跟上的国家受到沉重打击。豪斯霍弗是军人，他在《太平洋地缘政治学》注重太平洋上航空和航海的中转补给站。他的观察角度更多是军事地理学，而较少是地缘政治学。他对太平洋地理的分析仍停留于战列舰决战时代，没有预测到十多年后的航母使用。日本则游移于航母与战列舰之间，也未能充分发挥航母的作用。二战至今，军事技术的跨越比一战至二战间更大，而且现在又处在重大突破的前夜。因此，任何拘泥于前人认识的地缘政治学都是危险的。
军事地理学立足已有条件，寻求突破地理的不利；地缘政治学则避免事先陷入不利。两者不能互相取代。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地缘政治学应该更多被用来寻求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战争与扩张。
《太平洋地缘政治学》的时代背景
《太平洋地缘政治学》有其时代背景。在一战之后，豪斯霍弗试图复兴失败的德国。
德国是一个沿海的大陆国家，但通向大洋的通道受到地理的限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耗费巨资，已经建设成一支强大的海军，但不能突破地理的封锁，在战争中受到英国舰队的围堵，在日德兰海战之后留在本国港口不能出，成为一支存在舰队，即以其存在牵制敌国的力量。豪斯霍弗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之时，德国已经失去海外殖民地，包括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如中国的胶东半岛。
一战之后，德国已经失去海军。为对抗英美，作为陆地强国的德国需要一个岛屿盟国，而扩张受到美国压制的日本与德国拥有共同的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与日本结为同盟。
在1927年的第二版序中，豪斯霍弗已经敏锐地看到新的世界大战在酝酿之中。他把太平洋地区局势比喻为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指出三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来自中国。他说：“中国的巨大政治和社会低压便是首个信号！也许这对于整个东亚而言是真正的风暴中心，其轨迹沿广东途径汉口向北进发，减弱之后如今有回潮的危险。”他在说北伐战争。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这时仍在进行，国家尚未统一，而国共合作已经破裂。豪斯霍弗说：“日本即将迎来的高压前涡流则是第二个信号！”1926年，日本裕仁天皇即位，改元昭和，加速战争准备。豪斯霍弗说：日本“是诸强国中最后一个持英雄主义的男权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将挑起太平洋战争。豪斯霍弗说：“三大太平洋强国限制海军装备会晤的失败则是第三个信号——这要怪它们之中最具大西洋气质的那个，即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母国！”1927年6月，英、美、日“三大太平洋强国”召开日内瓦海军会议，没有达成结果。
日内瓦海军会议是华盛顿会议的延续。华盛顿会议则是一战的善后。1921年12月13日，在华盛顿，美、英、日、法四国签订《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对它们争夺到的土地作出安排；1922年2月6日，此四国以及意大利签署更重要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五国的海军主力舰吨位比例以及其他海军军备限制。此后，因为英国要求获得更多的辅助舰只，海军最强的美、英、日三国召开日内瓦海军会议，未有结果。豪斯霍弗指责大英帝国，他称英国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母国”。对于豪斯霍弗的德国，这个种族的称呼是种族主义的，他也以此间接指责子国美国。其实，日本与英国的要求相近。美、英、日三国此后继续进行谈判，但没有能够阻止太平洋战争。
豪斯霍弗准确指出二次大战前的三个信号。中国内战更加激起日本的扩张野心，而美、英、日谈判的失败导致军备竞赛失控。《太平洋地缘政治学》第一版成书于这三个“信号”之前，但这三个“信号”仍足以成为初版的写作背景，因为历史是延续的，在1927年之前已有相似的信号。地缘政治学以持久的、关键的地理因素为基础，参照历史与现实，能够比其他工具更准确地预测未来。
二战之后世界的巨大变化之一是殖民时代的结束。豪斯霍弗在该书中讨论的地理多是自然地理，讨论的历史多是殖民历史。这些内容现在大约只有专门学者在研究，不是地缘政治学者关心的重点。对于地缘政治学者，自然地理是不可缺少的框架，同时不可忽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
德国的怨恨
豪斯霍弗称德国为“转型中的中欧国家”，“在趋向海洋还是趋向大陆的撕扯之间摇摆不定”。他指出德国战略的这个严重缺陷。“转型”中的国家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德国走向歧路。一战前，虽然欧洲国家对德国的崛起有警惕，但在法国之外没有国家要遏制德国。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为自己制造敌人。豪斯霍弗著对战胜的强国含有怨恨，他认为这些国家在妨碍德国的复兴。陷于历史而忽视当前会干扰战略方向。相比之下，英美更能够放下历史恩怨，战略选择也就更为灵活。
德国在19世纪晚期才开始大规模殖民扩张，是一位姗姗来迟者。豪斯霍弗回顾马汉出版于1890年的《白种人与海军霸权》，指出马汉“可恶地嘲讽了在南太平洋占地的德国人。早在那时就有了对德国人的指控！”帝国代言人在争夺殖民地的时候相互嘲讽，双方都无正义可言。
德国位处中欧，为大国环绕，出海口受到限制，一战后失去大舰队。豪斯霍弗深知德国的地缘政治条件不足，但没有放弃对大洋的企图。他说：“德国在南太平洋的属地的地缘政治学，如果有的话，也只有在与地球上的大型岛屿帝国共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且需要掌握张伯伦在1901年的思想。”当时的“大型岛屿帝国”有英国与日本，或许美国也可算一个。德国最终选择与日本结盟，并为此舍弃受到日本侵略的中国。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曾任英国殖民大臣，主张英国与德国结盟。但身有残疾的德皇威廉二世表现过于自信（有学者认为是为补偿缺陷），错过了与英国和解的可能。约瑟夫·张伯伦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当月。他的儿子内维尔·张伯伦后来担任英国首相，因为二战前对德的绥靖政策而名誉扫地。
俾斯麦号战列舰
历史有很多决定性的偶然因素。如果英德在19、20世纪之交达成和解乃至结盟，20世纪许多巨大惨剧都不会发生。首先不会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也就不会把列宁送回俄国，以消灭沙皇俄国这个敌人。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就不可能崛起，也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其中有热战）。
德裔现在是美国最大的族裔。豪斯霍弗指责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他说：“美国吞并了夏威夷群岛，由此，南太平洋岛屿实现独立自由的梦想，以及作为迁徙场域的太平洋的自由，都落下了帷幕。”当然，对于豪斯霍弗，这些自由只受到美国的侵犯，德国的殖民扩张不在此列。不过，豪斯霍弗没有完全失去学者的中立。他赞扬美国对1920-1921年华北饥民的援助是“积极的人道精神的杰出丰碑”。据豪斯霍弗，这些援助当时价值1.2亿美元，至少使饥民中的800万人活下来。他说，美国对华援助形成“具有了现代形式的泛太平洋感觉的共同体”。然而，历史多变，太平洋共同体至今没有形成。
豪斯霍弗回顾美国和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他说：“相比德国在太平洋的出现，美国的表现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美国有一个连贯而强有力的地缘政治布局，与之对应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目标，即切实扩张霸权并获取经济利益。”美国地缘政治布局的连贯是因为其有限而可行，而德国的目标夸张。在细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之后，他说：“这比德国在太平洋的24.5万平方公里殖民地和大约40万居民多得多。”可以宽慰豪斯霍弗的是，美国可以占据土地，却不能控制人口。在这些殖民地中，阿拉斯加、夏威夷人口少，已成为美国领土。菲律宾在1920年代有1300万人（2019年有1.07亿），早已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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