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清朝经常选派官绅赴日考察教育、工商业等等制度实务。在以总结异邦制度精神为主旨的官样报告之中，杨芾详细记载在百余天之中去了东京上野公园十七次，“花街”浅草八次。这其中，有十三次是买票入场去看上野公园内的东京劝业博览会。
1907年4月6日，陆军部郎中杨芾开始他为期一百零六天的东瀛之行。甲午战争之后，清朝上至朝野下至民间均认为应当大力效仿日本明治维新之路，官方经常选派官绅赴日考察教育、工商业等制度实务。归国之后，官员例行向派遣方提交考察报告，以日记体的形式详述在日所见所闻。在这些以总结异邦制度精神为主旨的官样报告之中，杨芾的《扶桑十旬记》更富于私人化叙述，详细记载在百余天之中去了东京上野公园十七次，“花街”浅草八次。这其中，有十三次是买票入场去看上野公园内的东京劝业博览会，杨芾“流连风景，颇会于心”。
一个清朝官员在东京逛博览会，他看到了什么？博览会的什么事物吸引着他？
1907年4月12日车抵东京客栈，才安顿下来三天，杨芾就约友人往上野看博览会去了。《扶桑十旬记》中说：“日本自明治十年仿西洋各国之法，开劝业博物会于上野公园，鼓舞工商，力图进步。”这里说的是，有见于欧洲兴起的世界博览会推进工业文明之神效，日本政府到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取回西经，以世博会为模板，明治十年（1877）日本第一届内国劝业博览会在上野举行。所谓的“劝业”，正是“鼓舞劝勉”之意，至1904年，明治政府总共举办了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主要展示和销售国产的机械、农业等产品。
日本产业技术史上许多标志性事物，都是首先在劝业博览会上展出，博取个开门红，然后才向市场推广。日本第一辆路面有轨电车，1890年在第三届劝业博览会首次展出之后，开始在东京市区运行。杨芾一到东京，给他带来最直观震撼的就是这种现代化城市交通，4月13日记：“东京电车络绎，自晨至夜半，来往不绝，行人称便，车有黄色绿色紫色区别，各行地段……登车买票，无论远近，每人五钱，合中国五十文。”1907年行驶于上野公园的电车是一五〇型号，由两个二十五马力的电动机驱动，长约二十五尺，载客量四十人。有了如此方便快捷的电车，杨芾才可以半天时间参观东京帝国大学等例行观摩点，剩下半天时间用来四处闲逛。
前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皆由明治政府主办，从第六届开始，东京府决意借用民间资本独立承办，也就是杨芾所见的这次东京劝业博览会。原定会期从3月20日至7月31日，后来又延长到8月25日，比往届多出四十天。在上野公园十七万平方米的范围之内，设立了三个会场，十九个分馆，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劝业博览会出版了各式各样的一览图、地图、号外，今天在神保町旧书店还能时不时翻寻到。每逢星期天，博览会主办方就会印发《东京劝业博览会案内》，一图在手，全日本火车时刻表、东京电车路线图、各分场和分馆介绍、各大商号广告，悉数掌握。杨芾极为赞许这样的绘图意识：“日本各事，均有图绘，俾愚民易于通晓，诚教育之良法也，且商人亦易于获利。”
这次博览会一共录得六百八十万两千七百六十八人次入场，六这是什么概念？1908年东京府统计人口总数为两百十八万人，要达到六百八十万人次，除了全城出动之外，各地上京观景的外地人肯定也不少，此外就是像杨芾这样贡献了十三次全票的外国人。劝业博览会的新奇内容吸引游客之外，门票价格合理也是因素之一。杨芾记道，一张总入场券，可裁开分用，“购券十钱，未满十二岁及军人学生五钱”，逢星期天和大祭日则加五钱。十钱的门票有多便宜？当时鸡一只约一圆（一百钱），杨芾雇人洗衣服，每件三钱，等于清国的三十文。而当时东京宿舍费是多少？“月费十三圆有奇。”也就是说，杨芾少洗三件衣服少吃半条鱼就可以看一次博览会，而一百零三年后的上海世博会普通门票是一百六十元，可以吃多少鱼又可以洗多少件衣服？
一百零七年前的博览会入场券，今天还有藏家珍藏着。除了杨芾提到的三联票，此外还有“夜间观赏券”，单售五钱，这是进入第二会场观赏不忍池夜景专用的。这一年的博览会夜景，是明治时代集体记忆的经典场景，因为历史上第一次，不忍池笼罩在通明电灯之中。
日本国产灯泡是1890年第三次劝业博览会上由三菱会社研发推出的，凭借三次博览会的成功展示，三菱作为日本电气文明主导者的企业形象已深入民心。1907年的劝业博览会，三菱会社再接再厉，独力建造一座西洋建筑三菱馆，甚至拿出三万五千颗灯泡，把不忍池边一字排开的台湾馆、外国馆、三菱馆、瓦斯馆都连上电线。一连四个月，不忍池变成了灯火通明的不夜天。民众纷纷夜访博览会，为古老不忍池中的现代灯光倒影惊叹喝彩。明治时期国民作家的夏目漱石也把不忍池夜景写进小说《虞美人草》中，男主角宗近君追求女生，特地花十钱买了两张夜间券，到霓虹灯倒影里谈恋爱。
当时的报章将博览会夜景赋予“文明象征”之意义，连篇累牍地报道。1882年东京银座架起第一座弧光灯，日本由此进入电气文明时代，到杨芾们造访日本时，东京的街道已经实现了电气照明。刚刚从1907年入夜便一片漆黑的北京城出来，见到东京“一路市廛檐际，密排电灯”，可以想见清朝官员在灯光如昼的电气文明面前受到的震撼。
杨芾十三次买票入场去看什么？十七万平方米的会场实在是太大了，他每次去，只是专攻一个会场，比如4月15日第一次入场他就直奔第二会场的器械馆，尔后的两个月间，他又五次到第二会场，细细观察制硷机、抽丝机、砻米机、切面机、制衣机、印刷机各种新型机器的工作原理，感叹“均较人工捷逾百倍”。
6月3日，杨芾到第一会场补游农业馆，见到有一处集中罗列稻粒、豆、麻、茶、蚕种、渔家用物、农家用物之类的百姓日用品，“乃叹日人设博览会，非徒炫华丽、广商业，且藉以开民智，俾之增见闻也。中国当仿而行之”。
广商业，开民智，增见闻，杨芾总结的三点，确实是明治时期博览会的精髓所在。劝业博览会上林林总总的国产机械，丝毫不逊色于外国馆的进口器械，这便是明治政府推行了三十年“工业立国”之国策结出的硕果。为了激发国民对于工商实业的热情，博览会将全世界的工业文明成果陈列在一起，1904年游日的江宁候补道官员许柄榛在其《甲辰考察日本商务日记》中极力推崇日人将博览会办成商战预演场的办法：“见其万货列陈，比较优劣，以激动商战者之心志。吾知彼国工商游历其境，敌忾之心勃然发焉，求胜之情油然生焉，孰不思发明新制度、力争上游乎？”
经历甲午战败、庚子事变、日俄战争三次冲击的清朝官绅，到了气象一新的东瀛所感受到的震撼，一定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感同身受的。而他们的考察日记中屡屡提到的一些场所，如果不细细考究，我们也很难重返历史现场。1903年被袁世凯派往日本考察教育的王景禧在其《日游笔记》写道：“晚至本乡劝工场，百货杂陈，电灯照耀如昼。”王氏在日五十多天里，六次到劝工场“考察”，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清朝官员王景禧利用公务考察之便，六次到东京银座高级商场购物，而且是在晚上。
劝工场，就是劝业场，明治时期的综合百货商店。1877年上野举办第一届内国劝业博览会，这次博览会留下大量的展品和产品，主办方就在东京盖了一个“东京劝业场”做一次清仓大甩卖。借着劝业博览会的东风，劝业场的生意十分火爆，于是1878年至1903年，东京一下涌现了二十七家劝工场、劝业场、劝商场，其中以1888年开业的“九段劝业场”规模最大，成为此后三十年的东京时尚坐标。
劝业场把全国著名商号集合于一处，商品一一明码标价并且阵列开来，晚上继续营业，方便极了。清朝官员杨芾对此更感新奇，日记中记载他几乎逛遍了东京的劝业场，认为“可以鼓舞商业、比较工艺”。虽然日记没有记载他买了什么，但一见招贴必入之，等到他半天时间里在方圆不到一公里之内连见三个劝业场，终于产生审美疲劳，小发牢骚道：“何劝业场之多也！”
1900年代极力仿效东瀛的清政府，曾于1905年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附设劝业场（即今前门劝业场）。此前，1902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两湖劝业场，1907年，袁世凯在天津中山公园建成劝业会场，1909年成都劝业场开张，那是一个大江南北仿效日本劝业的年代。京官杨芾到东京劝业场，不止“逛”，他还观察日人招徕生意的手段——当日在东京劝业场买足三十钱，即获“福引券”一券参加抽奖，抽得一张纸条，“条内有字，可另得货物，贵贱无定，盖招徕之意也”。
1907年东京劝业博览会创下六百八十万人次入场的新纪录，首先归功于夜景和华丽的陈列，还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娱乐设施——摩天轮、水上滑梯。
1893年世界上第一台摩天轮在芝加哥耸立，钢铁巨人的形象顿时成为日本人眼中机械文明的象征。时隔十四年，不忍池的入口处，日本国产的摩天轮（日语称为“空中观览车”）矗立起来，十八个座舱，高八十尺（约合二十二米），在当时已是东京第一高度。尽管登上观览车的成人门票要花十五钱，比博览会总门票还多出五钱，游客还是愿意排着长队掏钱上车，在空中尽览东京。
摩天轮票居然比总门票还高，这是因为这一届博览会不再是国家行为，它更多地依赖民间资金来筹划组织。“藉以开民智，俾之增见闻”，那是官方的期待，而从民间的立场，玩得开心的“余兴节目”才是重点。散布于三个分场的水族馆、娱乐馆、不思议馆、水晶馆、自动活动写真馆，反倒是此次博览会的人气场馆。杨芾虽然把六次游览时间放在器械馆，其他的七次，他到娱乐馆看“木人跳舞，妇人在电气中衣分各色”，到不思议馆观看被视为“幻术”的无线电报、X光、火药表演等，又到世界周游馆，在各国都城港口险要的“活动大写真”（小电影）中恍惚实临其地。
最能体现1907年劝业博览会的新时代风貌的，莫过于不忍池上五十尺长（约十三米）的“进水戏”水上滑梯。这一从欧洲引进的新型水上运动，被是年海报称为二大余兴，花上二十钱，游客便可坐在飞艇内飞速地直插水面，享受惊险刺激的现代体验。
1907年7月2日，杨芾最后一次参观博览会，他在上野站下电车时，遗失了票夹，“不自知也，甫行数十步，有同车人追呼送还，可感可佩”。那天杨芾还在劝业博览会场外见到几个大漆板，将某日拾得游人遗失物件，标明于上，并注明是何式样，令人来领，无隐匿者，亦无冒领者。由博览会贴心的公共服务设施引申开去，杨芾感叹说：“比诸古者道不拾遗之风，或犹未能企及，然束身自爱，耻为苟贱，不愧礼仪之邦矣。”
这一天的见闻，在杨芾的东京记忆中定格。广商业，开民智，增见闻，是为一个清朝官员的现代博览会记忆。
本文作者吴真，文载2014年11月2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一个清朝官员的东京博览会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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