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火：赫鲁晓夫像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

毛泽东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防止美国对炮击行动做出激烈反应。

在第一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就特别注意避免与美军发生正面冲突，如对攻击大陈岛、一江山岛时机的考虑，以及下令让蒋军安全撤出大陈岛。(36)1958年炮击金门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样是美国的反应。很可能就在这时，毛泽东想到了要向美国人显示一下中苏同盟的力量，而尤金大使7月21日提出的关于中苏共同建立海军舰队的建议，恰恰提供了一个机会。毛泽东为苏联人提出的一个有待商讨的建议如此大动肝火，态度粗暴，不仅令苏联使馆和赫鲁晓夫本人如堕五里云雾，也让后来的研究者难以理解。(37)显然，民族感情受到伤害或个人脾气秉性的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毛泽东的行为，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尽管赫鲁晓夫当时是这样猜测的。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毛泽东这样做是借题发挥，别有用意。笔者详细阅读了7月21日至8月3日毛泽东分别与尤金及赫鲁晓夫的全部谈话记录，并由此断定，毛泽东在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向苏联发难，其主要目的就是把赫鲁晓夫本人引到北京，并与他签署一个公开的联合声明。

7月22日与尤金的第二次谈话是毛泽东约定的。在滔滔不绝接连几个小时的讲话中，毛泽东严厉地指责了苏联人对中国的一系列错误言行，令听者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最后，毛泽东把态度缓和下来说：“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我也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他来，我们还可以发表个声明，吓唬一下帝国主义”。(38)7月31日，惴惴不安的赫鲁晓夫果然来到了北京。在当天举行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不厌其烦地向毛泽东解释苏联所提出的建议，并一再保证绝无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谈话间，毛泽东不经意地提到：“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惊魂未定的赫鲁晓夫很容易就上钩了，他马上答道：“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这方面准备派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和费德林同志参加公报的起草。”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这方面是王稼祥同志和胡乔木同志。我们应该吓一吓帝国主义者，他们会被吓着。”(39)第二天的谈话就比较轻松了，赫鲁晓夫谈起阿联总统纳赛尔访苏，并说：“发表会谈声明是纳赛尔提出的，我们同意，效果很好，对我们有利。”毛泽东立即接过话茬，不无用意地说：“他们只知道发表了声明，不知道葫芦里装的什么药。第一、要斗争；第二、要讲策略。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有利。”(40)赫鲁晓夫当时没有听出这里的话外之音，但事后回想起来，应该明白毛泽东的用心了。

在8月3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关于苏联代表团回国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想组织一个比较隆重的欢送仪式，搞上四五千群众，排出仪仗队，再邀请各国使节参加，你看如何？赫鲁晓夫有些惊讶地说：昨天已经谈好，还是像来的时候那样安排我们回去。又说，我来之前我们也是这样商量的。毛泽东说：我本来提出了三个方案，公开来，公开去；秘密来，公开去；秘密来，秘密去。但公报是每一个方案都要搞的。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不要公开，以免给敌人提供造谣的材料。毛泽东则认为，来时应该秘密，走时就不必了，但可以简单些。(41)结果，前往南苑机场送行的只有中国领导人和苏联代办。不过，同时还发表了会谈公报：“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42)

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还没有想到毛泽东的用意，他在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得意洋洋地报告了中国之行的成果，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43)为了表示与中国的团结一致，在会谈公报刚刚签字后，莫斯科时间8月3日上午10时，苏联电台便中断了预定的节目，开始广播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随后又反复播报会谈公报。据驻苏使馆报告，连日来苏联各大报对中苏会谈反应热烈，以大量篇幅发表消息、社论，各单位纷纷组织读报、座谈和群众大会。在大规模的宣传中，苏联舆论强调这次会谈具有历史意义，公报充分显示了中苏之间“坚如磐石”的团结，甚至转引了越南报纸的说法：社会主义阵营是“以中苏为首”、“以中苏为核心”的。同时，报道还突出了对帝国主义的谴责和不怕战争的精神。(44)

对于毛泽东来讲，苏联的这些举动正中下怀。(45)其实，毛泽东如此做法，无非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日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果然不出所料，公报发表后，在北京的各国使馆都猜测，“两国军方可能会采取某些行动”。(46)蒋介石的高级顾问陶希圣称，赫鲁晓夫飞往北平，是指示中共如何在亚洲发动新的骚扰，新任参谋总长王叔铭预感“显有重大事件”发生。(47)蒋介石则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此一行动乃为九年来俄共与毛匪双方勾结之最重要”的会议，并告蒋经国，中共“进犯台湾之期在即”。(48)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媒体也十分关注，并纷纷猜测。(49)杜勒斯认为，会谈公报是中苏在合伙试探美国是否会在苏联拥有弹道导弹的情况下在某些地区表现出软弱。(50)炮击开始后杜勒斯进一步判断，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一致行动”。(51)中央情报局则断言：“我们有证据表明苏联没有鼓励中共挑起危机，但苏联显然默许并支持了中共的炮击行为，因为苏联人相信这不会导致中共和美国之间的大规模敌对行动。”(52)蒋介石也认为，这次行动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时做出的“郑重决定”(53)在中共采取军事行动时，让对手感受到中苏同盟的存在和中苏团结的力量，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反应。

然而，赫鲁晓夫却像傻子一样一直被蒙在鼓里。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提到台湾问题。(54)事后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不无得意地谈到：“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55)时隔一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解释自己的决定时又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兵舰”。(56)

炮击金门的行动对莫斯科确实是很突然的，因为通过中国的通报和自己的观察，当时苏联并不认为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会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1957年4月苏联使馆的报告就认为，尽管“依然十分重视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卫”，但中国政府奉行的是“和平解放台湾的基本方针”。(57)1958年2月5日尤金大使在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详细报告中提到，蒋介石对台湾的控制正在衰落，美国正在通过减少援助来对蒋介石进行节制，反对他如此强烈的反攻大陆的愿望。两个月后尤金又报告，4月5日他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时，讨论了最近杜勒斯对台湾的访问。他们注意到，杜勒斯在台湾只停留了不到两个小时，而与蒋介石进行实质性谈话的时间就更短了。由于相信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正在减少，蒋介石在谈话时显得紧张不安。(58)7月25日，即炮击前不到一个月，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长达75页的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其中竟没有一段是专门讲述台湾问题的，只是在论述对美政策时才顺便提到，对于美国不断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阴谋，中国政府认为必须给予更加有效的反击。(59)此外，苏联人知道中共对台湾问题十分敏感，也不愿过多干预这类事情。自7月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就某些国际会议和联合国机构的代表问题对苏联外交部提出交涉，坚决反对可能导致“两个中国”存在的现象。(60)以至苏共中央不得不出面，“请中国派负责台湾问题的同志与苏联使馆在8月初进行座谈，介绍有关台湾的情况”。(61)

面对毛泽东的“突然袭击”，莫斯科当然十分恼火。时任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的贾丕才在危机中曾随同葛罗米柯访华，他回忆说：“那时，中国人是我们的盟友，无论是作为盟国还是作为共产主义伙伴，他们都有义务向我们通报他们的意图。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正在台湾海峡游弋，而中国人在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便贸然发动炮击。”(62)当时赫鲁晓夫不便公开暴露盟友之间的矛盾，但他心中的恶气终于在一年后与中共领导人会晤时发泄出来。赫鲁晓夫不仅表示反对中国处理沿海岛屿问题的做法，而且埋怨毛泽东事先没有告知这一情况。尽管毛泽东进行了辩解，赫鲁晓夫仍然赌气地说：“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不同意，那是你们的事。”他一再强调，苏联很不了解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63)赫鲁晓夫这样说，是因为莫斯科当时承担着社会主义阵营盟主的责任。当中国面临危机时，国际主义的理念和义务要求苏联必须出面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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