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考察台海危机从爆发到消除的全过程可以看出，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方面已经出现分歧，并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在确定基本方针时，苏联主张缓和，而中国强调紧张；第二，在协调双方的具体措施时，苏联主张行动一致，而中国强调“以我为主”。
从苏共二十大到莫斯科会议，赫鲁晓夫一直坚持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总方针。在危机爆发前3个月，苏联主持的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制定了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措施”，决定单方面裁军，并与北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38)而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就做出了“东风压倒西方”的论断，并认为战争并不可怕，即使核战争也不必惧怕。(139)苏联驻华使馆认为中国炮击金门的行动将“导致恶化国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140)中国驻苏使馆则批评苏联在中东危机中的做法“谨慎有余，政治勇气不足”，“害怕引起战争，急于摆脱紧张争取缓和”。(141（在危机高潮时，赫鲁晓夫在指责美国时提出：在我们的时代，“实力地位”和“战争边缘”政策是不可能得逞的。(142)毛泽东却大讲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143)尽管此时双方都没有直接批评对方的外交方针，但心里都清楚，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的沟通方面已经出现了障碍。当然，赫鲁晓夫的缓和并不是一味退让，否则他就不会在台海危机刚刚结束时便闹出了柏林危机。(144)而毛泽东的“战争边缘”政策也不是不留余地，否则他就不会适时地放弃炮击行动了。(145)不过，这些行为并不说明他们背离了各自已经确定的基本方针。(146)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由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这种分歧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严重。
苏联一贯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统一行动，特别在对外政策方面要协调一致。后来因台海危机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争执时，赫鲁晓夫严肃地说：在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协调国际政策”，并有必要“通过外交部的渠道就我们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交换意见”。(147)其实，毛泽东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也认为社会主义各国应该统一行动，例如在处理波匈事件的善后工作及莫斯科会议期间。(148)但是对于台湾问题，中国历来认为属于内政。正如危机期间中国外交部给驻外使馆的一份指示电所说，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至于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步骤”，“要由我国根据情况来决定，不容许任何人干涉”。(149)尽管中国也留有余地，承认与美国的关系属于外交，但实际上在危机期间，很难划清对蒋关系和对美关系之间的界线。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拒绝苏联派军队到中国参战，反对苏联召开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无疑都是以实际行动在显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对此，苏联大使馆当时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150)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理念中，以谁为主，是否需要统一行动，对于中苏而言实质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问题。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共的这种态度明摆着就是对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挑战。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者，苏联有义务承担起保卫各国安全的责任，何况还有中苏同盟条约作为法律依据。所以，尽管对毛泽东的做法不满，但是当美国进行核讹诈时，苏联必须出面反击，当中国需要援助时，苏联也不得不照单提供。从这一点讲，赫鲁晓夫参与解决危机的意图，与其说是要控制中国，不如说是要控制局势，是希望事态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纳入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当然没有忘记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更没有忘记在危机中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抗美国、稳定局势，但恰恰是这次危机损害了这种作用的发挥，也给中苏同盟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
来源：沈志华. “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 历史教学问题 000.001(2010):4-21.
注释：
①西方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有：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Friend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82-199;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Ith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8;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9; Thomas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í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6; Appu K. Soman, Double-Edged Sword: 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 Conflic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50-1958,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0, Chapter 5;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Chapter 7; Michael M. Sheng, Mao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Superpowers in the 1950s: A New Look at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Modern China, Vol. 34, No. 4, October 2008, pp.477-507，以及罗伯特·阿奇奈利：《“和平的困扰”：艾森豪威尔政府与1958年中国近海岛屿危机》，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13-168页。
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深入，主要的成果见：徐焰：《金门之战（1949-1959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31-36页；沈卫平：《“8.23”炮击金门》，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8章；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40-51页；宫力：《两次台海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第36-75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赵学功：《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61-72页；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第52-59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章；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37-50页。
②台湾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一些纪念文集中，如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国防部军务局编印：《八二三台海战役》，台北：国防部军务局，1996年。这方面的专门论著不多，主要有张淑雅：《台海危机与美国对“反攻大陆”政策的转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2001年12月），第231-297页；黄文娟：《没有硝烟的“战争”——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的美台关系》，《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2006年6月），第189-211页；张力：《〈王叔铭将军日记〉中的八二三战役》，“战后中华民国军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2008年8月。
③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2,c.80-81；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03-405页。
④参见前引书目，美国学者之间的讨论还可见戴超武：《美国历史学家与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5期。
⑤张爱萍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93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6-327页。
⑦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74、76-77页。
⑧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77-178页。
⑨周恩来接见苏达利科夫谈话记录，1958年9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简称外档），109-00833-04，第94-103页。
⑩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78-181页。
(11)《毛文稿》第七册，第391-395页；《人民日报》，1958年9月9日第1版。
(12)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9月15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429-1431页。
(13)7月25日美英法分别函复赫鲁晓夫，同意召开安理会各国首脑会议，但采取了拖延态度。（《人民日报》，1958年7月28日第1版。）8月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继续在苏联和保加利亚进行军事演习，并呼吁召开联大非常特别会议讨论美英从中东撤军问题。（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1958年8月4日，РГАНИ，ф.3,ол.12,д.996,л.1-11//Ф урсенко А. А. (2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 2003, с .328-332。）
⑩8月8日联大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讨论中东危机。8月20日美国总统发表讲话，表示愿意有条件地撤军。8月21日联大紧急特别会议通过提案，要求外国军队尽快撤出中东。（《人民日报》，1958年8月10日第1版；8月22日第1版；8月23日第1版。）
(15)毛泽东特意嘱咐要公开发表“绞索政策”。吴冷西：《忆毛主席》，第80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68-869页。
(16)据台湾军方估计，到10月6日，落到金门的炮弹共474910发。（王叔铭：金门炮战作战检讨总讲评，1959年3月25日，台湾国史馆，特交档案·分类资料2090:B军事，100:8CKSP。）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金门炮战后，利用炮弹皮制作的各种菜刀竟成了台湾的走俏商品，至今盛誉不衰。
(17)这样的结论，以往已有研究者做出，并进行了合理分析。（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94-195页；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第47-48页。）笔者的提法、依据和思路与前者略有不同。
(18)参见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4日第5版。
(19)这一点，当时似乎只有蒋介石看得最清楚。炮击行动发生的第三天，蒋便在日记中写到：中共使用的是困扰的方法，其“不敢正式攻击金马之企图甚明”。蒋介石日记，1958年8月25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笔者2009年5月去胡佛档案馆查阅时，蒋介石日记1955年以后的内容尚未开放，遂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罗敏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淑雅待8月开放后代为抄录有关炮击金门的内容，故直到12月笔者才得到罗敏和张淑雅发来的有关日记的抄录件。笔者在此对二位学界同仁表示感谢。
(20)笔者的相关讨论参见《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34-53页。
(21)详见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海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89-199页。蒋军发起的最大一次突袭行动是1953年7月的东山岛登陆战，详见国防部文史局编印：《海岛攻防战史》，未刊，1959年，第12-31页；孙淑文：《战后国军海军陆战队的重建与迁台初期建军发展之研究》，《军事史评论》第13期（2006年6月），第204-206页。
(22)徐焰：《金门之战》，第171页。
(23)关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除上面列出的研究成果外，还可参见张淑雅：《金马撤军？美国应付第一次台海危机策略之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年6月），第411-472页；罗纳德·普鲁森：《1954-1955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火山口上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及其对危机的介入》，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第76-112页；詹奕嘉：《长期措施还是权宜之计？——试析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台海政策的调整》，《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2006年6月），第175-188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6-138页。
(25)洛马金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1955年5月21日，АВПРФ，ф.0100,оп.48,д.394,д.11,л.125-134。
(26)早在1955年3月14日给彭德怀的指示中，毛泽东就考虑到马祖及其他岛屿的蒋军可能自行撤走。《毛文稿》第五册，第51页。
(27)沈卫平：《“8.23”炮击金门》，第93-100页。
(28)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4-675页。
(29)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91页。
(30)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85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92页。
(31)王尚荣：《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王凡访问整理，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254页。王说总参部署金门作战的会议是8月14日召开的，大概记忆有误。
(32)福建前线指挥部党委会议记录，1958年7月，福建省档案馆，101/12/221，第17-24页。
(33)沈卫平：《“8.23”炮击金门》，第182-183页。
(34)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叶飞：《叶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512页；王尚荣：《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第255-256页。
(35)《毛文稿》第七册，第326-327页。
(36)《毛文稿》第4册，第533、627页。
(37)谈话内容详见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1日；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57-160页；Верещагцн Б.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 ,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9,с.119-121。
(38)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9-332页；Верещагин Б.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 с . 126-127。在中国公开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关于“发表声明”的内容。
(39)ЗубокВ.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 -3 августа 1958 г .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 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2001,№1,c.111-126。中方的会议记录没有上述内容，但中方当事人的回忆完全印证了俄国档案的记录内容。（阎明复、朱瑞真：《忆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第38-55页。）
(40)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8年8月1日。
(41)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8年8月3日；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72-174页Зубок В.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2001, №1, с .126-128。
(42)《人民日报》，1958年8月4日第1版。
(4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8年8月4日，РГАНИ，ф.З, оп.12, д.1009, л.44-45, Ф урсенко А. А.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 .326-327。
(44)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8年8月4日、5日、6日，外档，109-01812-05，第54-58页。
(45)苏联报刊的倾向与当时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径完全一致。中国外交部通知驻外使馆，在宣传公报时，“应强调中苏两国团结一致、全面合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外交部每周通报》第141期，1958年8月8日，外档，107-00152-03，第27-29页。）
(46)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8年8月5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99-202。
(47)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8年）》，台北：国史馆，1993年，第325-326、328-330页；《王叔铭将军日记》，1958年8月4日，转引自张力：《〈王叔铭将军日记〉中的八二三战役》；Memorandum from Robertson to Dulles, August 8,195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8-1960,Vol.19,China, Washington D.C.:GPO,1996,p.45。
(48)蒋介石日记，1958年8月3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49)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94-295页。
(50)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Eisenhower, August 12, 1958, FRUS, 1958-1960, Vol. 19, China, pp.50-51.
(5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3, 1958, FRUS, 1958-1960, Vol. 19, China, pp.125-126.
(52)SNIE100-12-58, No.340, 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28 October 1958,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ed.),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1976, Washington D.C.:GPO, 2004, pp.185-190.
(53)蒋介石日记，1958年9月6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54)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证见《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35-40页。
(55)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86页。
(56)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9月30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855页。
(57)苏联驻华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22日，АВПРФ, ф.5,оп.28,д.103,л .409,л-190-198。
(58)TskhSD, f.5, op.49,d.131-3,p.78，转引自Michael Share, “F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 Soviet Relations with Taiwan,1943-82″, Cold War History, Vol.3,No.2,January 2003, pp.7-8。实际上，杜勒斯是3月14日到达台北，第二天离开的。
(59)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8年7月25日，ЦХСД, ф.5, оп.49,д.135,л .1-75。
(60)详见外档，113-00319-01,107-00308-01,109-00787-18，及克鲁季科夫与龚澎会谈备忘录，1958年7月1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72-186。
(61)陈毅与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7月9日，外档，109-00825-04，第34-35页。
(62)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1974年7月6日从北京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转引自Michael Share, From Ideolo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 Cold War History, Vol.3,No.2,January 2003,p.9。
(63)参见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 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2001, №2, с .97-98。中苏分裂以后，苏联有人著书称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公开的两面派手法”。（Агеенко К.П.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Москва : Вопниздат , 1975,с .145.）
(64)《人民日报》，1958年8月25日第5版。
(65)苏达利柯夫与王永田的谈话备忘录，1958年8月26日，ЦХСД,ф.5,оп.49,п.131,д.8892,л.196-198。
(66)《人民日报》，1958年8月31日第4版。
(67)从8月29日到9月3日《真理报》总共刊登了11条有关台海局势的消息，且多是外国报纸的评论。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8年9月6日，第16页。
(68)张爱萍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卷，第194页。
(69)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罗元生：《百战将星王尚荣》，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267-269页；王尚荣：《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第259-260页。
(70)这是中方正式通知苏联的说法，见苏达利柯夫与王永田的谈话备忘录，1958年8月26日，ЦХСД,ф.5,оп.49,п.131,д.8892,л.196-198。
(71)有关美国内部讨论的详细情况参见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7-213页。罗伯特·阿奇奈利：《“和平的困扰”：艾森豪威尔政府与1958年中国近海岛屿危机》，第125-128页。
(72)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第12-13、17页。美国斗牛士导弹部队已于1957年5月进驻台湾，并在一年后进行了一次试射。该导弹射程550英里，时速650英里，可以从台湾发射到大陆200英里以内的地方。（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888-889页。）
(73)蒋介石与庄莱德晤谈之节要记录，1958年8月26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馆，407.1/0186-0188，第145-149页。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31日第1、3版。
(74)黄少谷与庄莱德谈话记录，1958年9月2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馆，426.2/0007-0008，第148-151页。
(75)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第26页。王叔铭在1958年9月19日的日记中写到：八吋大炮“之威力极大，可穿透3呎厚之水泥工事，对匪炮各阵地甚有威力”。9月19日运达金门。转引自张力：《〈王叔铭将军日记〉中的八二三战役》。
(76)蒋介石与庄莱德晤谈之节要记录，1958年8月2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馆，407.1/0186，第129-135页；蒋介石致艾森豪威尔电，1958年8月27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馆，426.2/0007，第106-115页。
(77)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31日第1版。
(78)Memorandum of Meeting, August 25、29, 1958, Telegram from the JCS to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Felt), August 29,1958,FRUS,1958-1960,Vol.19,China,pp.73-75、96-99、100-102.
(79)Memorandum of Convemion, September 2, 1958,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pp.115-122.
(80)《人民日报》，1958年8月31日第1版，9月3日第4版；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8年）》，第618-619页。
(81)炮击三天后，中央情报局做出评估：金门防守阵地精良，库存补给充足，守军训练状态很好，作战意志坚强，官兵士气高昂。(SNIE100-9-58, No.342, 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a, 26 August 1958,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ed.), Tracking the Dragon, pp.163-178.)
(82)外交部致各驻外使馆和机构电，1958年9月2日，外档，110-00421-01，第1-2页。
(83)《毛文稿》第七册，第377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859-860页。
(8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65-166页。
(85)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8-79页。
(86)《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第3版。
(87)《中央日报》，1958年9月4日。
(88)只有蒋介石对此声明感到欣慰，他在日记中叹道：“又度过一难关矣”。蒋介石日记，1958年9月6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98)周恩来接见苏达利科夫谈话记录，1958年9月5日，外档，109-00833-04，第94-103页。另参见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记录，1958年9月5日，TsKhSD,f.5,op.49,d.133,pp.1-8，转引自V. Zubok and C.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and La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24-225。
(90)在研究者引发的争论见Mark Kramer,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 Appraisal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 CWIHP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pp.174-175；魏史言：《葛罗米柯关于台湾局势同毛泽东谈话的回忆与事实不符》，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37-138页。
(91)安·葛罗米柯：《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伊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68-170页。
（92）Капица М.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 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 , Москва : 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 , 1996, с .61-63.
(93)阎明复：《1958年炮击金门与葛罗米柯秘密访华》，《百年潮》2006年第5期，第16-18页。另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78-181页。
(94)也有可能葛罗米柯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话记混了，详见下文。
(95)虽然在内部已经确定放弃攻占金门的目标，但在9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宣传提纲中，仍然保留了这样的口号：“一定要解放金门、马祖”，“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美国挑衅的宣传提纲，1958年9月6日，福建档案馆，101/5/1079，第68-69页。
(96)《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67页；刘晓与库兹涅佐夫谈话记录，1958年9月8日，外档，109-01211-04，第30-31页。
(97)苏联驻华大使1959年的报告，TsKhSD, f.5,op.49,d.134,p.84；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记录，1958年9月10日，TsKhSD,f.5,op.49,d.133,p.13，转引自Zubok and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225。
(98)USSR-PRC Relations(1949-1983),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Part 1 (1949-1963), Moscow: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85 (Internal use only), pp.231-233，转引自Vladislav Zubok, “Khrushchev’s Nuclear Promise to Beijing during the Crisis”, CWIHP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pp.219,226-227; AVPRF, f.0100, op.51, pap.432,d.6, p.121，转引自Sergei 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Odd Ame Westad(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r Alliance(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51。对于这里的一个存疑问题——苏共中央的信为何会在20天后才寄出，大概需要到档案馆查阅原件才能解决。
(99)1957年5月，中国就美国向台湾运送导弹一事发表声明表示抗议，赫鲁晓夫即表示苏联也可以发表声明支持中国，但被中方婉言谢绝。（姬鹏飞接见尤金谈话记要，1957年5月14日，外档，109-00786-12，第80-81页；周恩来接见尤金谈话记要，外档，109-00786-13，第95-97页。）
(100)《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第1版。
(101)《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第3版。
(102)早在危机前一个月，美国情报机构就对爆发核战争的前景做出了评估。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大陆实施核打击，苏联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的可能性最大，即使美国的核攻击限定在金门和马祖地区，也不能排除苏联以同样方式进行反击的可能性。(SNIE 100-7-58, Sino-Soviet and Free World Reactions to US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Limited War in the Far East, July 22, 1958, RG263, CIA NIE, Box 3, Folder 106, The National Archives.)
(103)《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69页；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第27-28页。
(104)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722-723页。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第3版。
(105)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8, 1958, FRUS, 1958-1960,Vol. 19, China, pp.154-155.台湾方面夸大了战果，说是击落7架。见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八，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出版，1978年，第67页；《王叔铭将军日记》，1958年9月8日，转引自张力：《〈王叔铭将军日记〉中的八二三战役》。
(106)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701页。
(107)《人民日报》，1958年9月15日第3版。
(108)《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68页。9月底台湾方面接到了曹聚仁关于要求国共和谈的信，西方电台也传言台湾与中共开始和谈。蒋介石则“甚叹共匪对中美离间之伎俩奇妙而毒辣”。蒋介石日记，1958年9月30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109)中美协议声明（草案），1958年9月10日，外档，111-00146-01，第13-18页。当天，中方将草案交与苏联使馆。（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备忘录，1958年9月11日，ЦХСД,ф.5,оп.49,д.131,л.244。）
(110)《毛文稿》第七册，第416页。
(111)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72-73页。
(112)王炳南致外交部电，1958年9月15日、18日，外档，111-00146-02，第22-25页，111-00146-03，第36-41页。
(113)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58年9月18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36-241。参见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谈话纪要，1958年9月18日，外档，109-00833-01，第4-6页。
(11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3页。
(115)《内部参考》1958年9月12日，第4-6页；1958年9月16日，第28页。
(116)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员谈话纪要，1958年9月18日，外档，109-00833-01，第4-20页；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备忘录，1959年9月19日，ЦХСД,ф.5,оп.49,д.131,л.242-243。信件全文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21日第2版。
(117)Intelligence Report, No.7799, Peking’s Present Outlook on the Taiwan Strait Situation, September 18, 1958,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 MF2510409-0135.
(118)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62-65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67-468页。
(119)《毛文稿》第七册，第449页。
(120)《红星报》，1958年9月25日，转引自Агеенко К.П. ВоеннаяпомощьСССР, с .145。
(121)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86-187页。
(122)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71页。
(123)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2,с .80-81.
(124)周恩来致赫鲁晓夫函，1958年8月11日，外档，109-00838-03，第6-7页。
(125)陈毅接见安东诺夫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9日，外档，109-00829-16，第89-96页。
(126)《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86页；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8年10月30日，РГАНИ, ф.З,оп.12,д.1010,л.3-4,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с .337、10460.
(127)《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第3版、9月20日第1版、9月21日第2版。
(128)《人民日报》，1958年9月17日第3版。
(129)外交部致各驻外使领馆、代办处电，1958年9月18日，外档，110-00421-01，第3-4页。
(130)《人民日报》，1958年9月21日第1版。
(13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及附件，1958年9月27日，РГАНИ , ф.З, оп12, д.1009, л .49, Ф урсенко А.А.（） Президиум Ц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 .334 、1044-1045；РГАНИ, ф.З, оп .14, д.245, л.5-7, Президиум ЦК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2,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1954-1958, Москва : РОССПЭН, 2006, с .891-893а
(132)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58年9月27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55-263。周恩来在安东诺夫递交的备忘录上批示：“主席明日返京，待到后再议。”见外档，109-00833-02，第54-55页。
(133)对苏联备忘录的答复意见（送审稿），1958年9月28日，外档，109-00833-02，第56-57页。
(134)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9月30日，外档，109-00833-02，第58-71页。档案未记载周的谈话内容。
(135)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10月5日，外档，109-00833-02，第72-81页。参见.Верещатин Б.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 с .14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877-878页。
(136)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第1版，10月3日第2版，10月15日第4版。
(137)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Хруще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1993, №2, с .81-83; Хруще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 избранныефрагменты , Москва : Вагриус , 1997, с.334-335；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郭家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66-268页；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413-415页。
(138)达维德给捷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58年6月7日，Марьина В. В. Из истори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54-1964гг., Документы чеш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2003, №1, с .145-147。条约草案见《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第5版。
(139)《毛文稿》第六册，第630-638页。
(140)TsKhSD,f.5,op.49,d.34，p.84, Zubok and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223.
(141)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8年7月23日，外档，107-00297-02，第21-22页。
(142)《人民日报》，1958年9月21日第2版。
(1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21页；《人民日报》，1958年9月9日第1版。
(144)关于柏林危机的起因，参见Hope Harrison, “Ubricht and the Concrete, ‘Rose’: New Archival Evidence on the Dynamics of Soviet-Ea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Berlin Crisis, 1958-1961″, CWIHP Worlong Paper, №5, 1993; Vladislav Zubok, “Khrushchev and the Berlin Crisis,1958-1962″, CWIHP Working Paper, №6,1993。
(145)针对这一情况，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后来评价炮击行动说，“中国同志们的好战情绪带有故作姿态的性质”。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9年12月18日，ЦХСД,ф.2,оп.1,д.415,л.56-91。
(146)1958年底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在报告中说：苏联对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绞索等说法，都有保留。11月下旬，苏联主要报纸在发表我国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都删去了这类语句。（苏欧司关于1958年苏联情况和中苏关系报告，1958年12月24日，外档，109-01213-01，第1-12页。）
(147)参见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2001, №2, с .97-98。中苏分裂以后，苏联有人著书称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公开的两面派手法”。（Агеенко К.П.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с 145.）
(148)详见沈志华：《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冷战国际史研究》第6辑（2008年11月），第25-64页；《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82-109页。
(149)外交部致驻外使馆电，1958年9月2日，外档，102-00006-03，第14-16页。
(150)Zubok and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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