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短期之内，中国不存在“粮荒”的威胁，但经历了几十年农业工业化集约生产，和误将食品消费作为刺激内需的对象，中国粮食安全已经深陷不可持续的危局：以掠夺和透支未来的自然资源，砸子孙万代的饭碗，来满足时下食品的奢靡和浪费。

习近平最近提出，“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解决13亿人吃饭问题，要坚持立足国内”，在一个新的战略高度上提出了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问题。本文试图解读“永恒的课题”的深刻含义，揭示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问题，并为应对挑战提出一些抛砖引玉的探讨。

一、粮食安全再定义

“粮食安全”是个舶来词。英文是“Food Security”，虽然更符合原意的翻译应为“食品保障”，但约定成俗，其后中文翻译都将其译作“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论述发展的文献。当时由于石油危机引发了1972年至1974年粮食价格暴涨的危机，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对不安全的粮食形势深感忧虑， “粮食安全”就作为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议题提出来了。“粮食安全”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是1974年联合国的《世界食品大会》报告。而将“粮食安全”打造成一个响亮的，有感召力的全球口号，还要归功于1996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World Food Summit)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正式文件《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议划》。

在这两个文件中，第一次明确的定义了“粮食安全”。首先是明确了粮食安全问题的考量的层次：“在个人、家庭、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实现粮食安全”;同时界定了粮食安全的内涵：“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

同时这个定义强化了粮食安全的多维性质：首先是存在可供给的粮食;同时，个人，家庭和国家有经济能力获得粮食;此外，富有营养的粮食可以满足需要并且价格相对稳定等。从而，粮食安全不仅是生产和进口足够粮食的问题，也是粮食配送和分配的问题。《罗马宣言》同时强调，人皆有食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并确定了要在2015年之前把全世界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数从8.4亿减少到4.2亿的雄伟规划。

然而，《罗马宣言》定义的粮食安全是相当狭隘的，短视的，其将粮食安全定义为一个静态的现状，缺乏粮食安全应有的动态可持续性和经济有效性的基本内涵，结果，往往会误导决策者为实现粮食安全制定的政策和举施。

首先，世代衣食无忧才是真安全。

人类生生相息，代代衍繁，无论那朝那代，“人皆有食”都是人类生存需要，社会的基本问题。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粮食安全是一个动态的无止境的过程，不仅在当代社会要实现“人皆有食”，而且世世代代都没有“缺吃少穿”和“营养不足”的忧虑。

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绿色革命”以来，农业再生产不再只是简单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工业的动力和投入革命性的改变了自然对农业生产的约束，使得农业生产日益趋同于工业生产过程。农业生产的工业化颠覆了传统以自然资本的投入和传统耕作方式，以新品种为中心，用工业化生产的化肥取代农家肥和自然的土壤肥力增进，各种杀虫剂和除草剂替代了以深耕和轮作来控制病虫和杂草的选择，工业化石燃料驱动灌溉替代了传统的蓄水保水浇灌，重型农业设备与机械耕作和收获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力的强度和用量，这一切从根本上改写了农业作为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历史。

以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制造工业产品作为主要投入的工业集约化农业，对于全球粮食生产从 1961年的 8 亿吨增加到 2010 年的 25 亿吨居功至伟。但是，这样工业化农业衍生了两个巨大的问题。第一，以不可再生的资源作为农业生产的投入，让工业化的农业面临随着资源枯竭而难以为继的危险;其次，数十年的工业集约化生产耕作，大量的化肥和农药的投入已经造成了包括肥沃土壤退化、地下水枯竭、虫害肆虐，生物多样性遭到侵蚀，空气、土壤和水源受到污染等问题，而工业投入边际生产率下降，引致对燃料、化学肥料和农药的需求不断攀升。这从根本上危及农业自然再生产的基础。尽管农业生产工业化改变了现代农业生产对自然的依赖，但自然，包括土地和生态仍然是农业的基础，一旦农业生产的自然基础被破坏，农业生产就会衰落。

在农业工业化的生产过程中，加大化学肥料和农药等工业投入的施用，可以实现短期内的“高产”，来满足农产品的需求，但这样的竭泽而鱼的生产方式不可持续，并加速对农业自然生产基础的破坏，结果，当代的粮食安全实现了，但子孙万代的粮食安全丧失了。所以，粮食安全是个“永恒的课题”，其定义必须体现动态过程中的可持续性，即在世界，国家和社会的层次上， “粮食安全”就是要实现千秋万代人类粮食安全和食品供给保障，而不只是追求几年，几十年的“丰衣足食”。

其次，经济有效才有可持续性。

虽然《罗马宣言》给粮食安全打上了文化，社会和政治烙印，但是却忽略了实现粮食安全的经济有效性：以资源利用最优化为基础，经济成本最低来实现粮食安全。“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可以取得短暂的“粮食安全”，但注定没有可持续性。

经济有效性有两层含义。农业生产实际上也是一个能量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要经济有效，以最优化的投入去实现最优水平的产出，即最优化的投入和产出，而不是不计成本的最大产出。另一层含义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经济有效地实现粮食安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和经济要素组合的时间，空间，食品贸易的方式和流转的过程，作为一个极具资本色彩，政治色彩的全球化，不仅为国家在全球的平台上实现经济有效的粮食安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让所有国家都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全球化的挑战，遭遇粮食贸易实物和价格风险的波及。

体现在贸易中的经济有效的粮食安全是交易的条件要公平，不存在垄断，不存在操控价格的问题。同时，还有进出口商之间“贸易条件”公平的问题，因为如果贸易条件不公平，出口交换粮食货物的价格被压低，或进口粮食的价格被抬高，都不是经济有效的粮食安全。

合理消费是粮食安全的重要内涵。

《罗马宣言》中粮食安全的定义，还忽略了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内涵：合理消费。粮食安全不只是单方面的供给保障问题，同时也是合理的需求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奢侈”和“浪费”食品盛行，不可能取得粮食安全，因为“挥霍”粮食是没有极限的浪费，是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深渊。

国际社会一致公认“人皆有食”是最基本的人权，具有普世价值，那么，在道义和公理上，就不应该在满足全世界粮食合理消费前，将粮食作为他用，比如生产乙醚。也不应该以国家政治干预粮食的流动，甚至以粮食作为牟取暴利的手段。

这些问题都被《罗马宣言》中的粮食安全定义忽略了，也许正是狭隘的“粮食安全”理念的误导，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0年竟然宣布全世界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数从1995年的8.4亿增加到了10亿，而在1995-2010年期间，中国和印度因为高速经济发展促成近4亿人免除饥饿和贫困。在探讨世界饥饿人口增加的原因时，农业“投资不足”是“罪魁祸首”之一，而“投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无视粮食安全可持续性的动态，轻慢实现粮食安全经济有效性所致。

二、中国粮食安全的危局

当“动态可持续性”和“经济有效性”成为粮食安全核心构成，对于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和发展动态的评估，就有了新的视角和判断。

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可持续问题，是确保子孙万代衣食无忧的问题。

以竭泽而鱼的生产方式追求短期内的“高产”，造成农业自然生产基础的破坏，是当前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问题。粮食生产的工业化创造了增产的捷径，神奇的化学元素，魔幻的转基因，万能的工业石化动力，以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制造工业产品作为主要投入，在创造增产奇迹的同时，也透支未来，为满足当下的欲求而破坏农业自然再生产的基础。在1978年到2013年，中国粮食产量从3.05亿吨增加到6.02亿吨，将近翻了一番，肉类翻了近10番从900吨增加到8600万吨，水产品，水果，蔬菜等都有10倍以上，甚至百倍的增加，比如苹果，从38万吨增加到近4000万吨。翻了100多倍。食品生产如此奇迹般的暴涨确保了当下丰盛的供给，然而，代价是巨大的。

1978-2013 年，中国化肥使用量增长了8 倍，农药增加 15 倍，而粮食增产不到1倍，单位面积用量成为世界之最，单产并非世界最高。2012 年中国每亩化肥用量 32 公斤、农药2 公斤，前者较发达国家高出3倍，后者高出近5倍，但玉米，小麦的单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也显现中国农业生产中工业投入不合理，中国生产了世界 20% 的粮食但施用了 32% 的化肥和近40%的农药。数十年的工业集约化生产耕作，尤其是为了实现当年的高产过度施用工业投入品，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再生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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