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壤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除大量化肥和农药的残留物之外，还有工业金属污染的问题。据估算，目前农业中被污染的耕地已占总耕地面积达到25-30%。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消费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根据各个污染区的不同情形，稻米等粮食中超标的有害重金属不只是镉，还可能包括铅、砷、汞、铜、锌等。除了稻米，其他农作物同样有可能受到重金属超标的影响。结果，不仅工业投入边际生产率下降引导的日益增加的投入需求，土地不再生产食品而是危害生命和健康的“毒品”。新近发生的的大米样镉含量超标的“镉大米”事件，就是的目前中国农业自然生态和集约生产方式不可持续的警号。

农业生产的工业投入对水源和环境的污染也很严重。近年中国农业用水量已达4000亿方，其中灌溉用水量占90%，由于工业投入的过度施用，造成了大面积的水污染。同时，工业化农业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也愈益严重，比如，据广东省政协的调研，广东农村环境面临生产污染、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三大污染困扰，农村环境污染导致珠三角多地蔬菜重金属超标率达10%-20%。

然而，为了实现高产出，农业生产中化学投入到施用量的上升趋势依旧，这对于本已脆弱的农业自然再生产基础无疑于雪上添霜，同时加剧农业生产食品向生产“毒品”的转化过程。

中国可持续粮食安全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房地产向粮食生产直接争夺土地，摧毁粮食生产的自然基础。

城市化会占用耕地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近年中国日益火爆的房地产，在相当程度上映射出的却是土地财政和房产金融化促成了对土地的过度需求。1978年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仅6.7平方米，2012年增加到40平米，在30多年中，新的住房建筑面积净增433亿平方米，按容积率为2算，3600多万亩土地被用于新的住房建筑，这还不包括商业房产。如果按照近年的年均新增住宅面积7亿平方米的规模，每年将有600万亩土地将被征用。

在人均仅1.38亩耕地的国家，人均住房面积超过40平米已经是一种很大的奢侈，但中国的房产依然增速不减，高房价和亿万家庭“蜗居”被误读为“刚需”。中国房地产的兴旺主要原因是卖地成为政府暴富的途径，房产成为只涨不跌，回报最高的金融产品，结果推高了房价，“误报”了需求。在“买房可以致富”的当下，很少人可能会因为遥远的，后代的粮食安全危机而同金钱为敌。

由于高房价，造房比种地带来更高的金钱效益。一亩地种粮食净收入一年不过1000元，但1200平方米的房产(假设容积率为1.8)，在每平米5000元的价格时，却可获得600万元。在金钱的诱惑之下，粮食生产面对房产争夺土地，注定无招架之力。土地，粮食生产的基础，不断的被房地产蚕食。什么“耕地红线”，不过是纸编的篱笆。尤其是在所谓“刚需”的借口下，不断驱赶蚕食粮食生产的基础，用耕地种植水泥然后换成可能变成废物的纸币，危及子孙万代的粮食安全。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巨量进口食品不可持续。与中国农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十连增”相伴的，是中国粮食和农产品贸易的历史性移位和进口的“暴增”。在2003年前的10年，中国年均净出口谷物(玉米，大米等)870万吨，在2004年瞬间落为谷物净进口国后，成为全球最具爆发力的进口国。2012年，中国农业净进口额(农业贸易赤字)创下历史最高纪录：1125亿美元，谷物1400万吨，大豆5800万吨，食用油850万吨，棉花510万吨，肉类200万吨，食糖370 万吨，干鲜果品330万吨。按世界平均产量为基础估算，生产这些农产品至少需要4000万公顷的土地，约为目前中国农业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按照目前的趋势，在2020年，中国玉米进口将达2000万吨，大米2000万吨，小麦1500万吨，大豆8500万吨，其他油料600万吨，棉花500万吨，食糖500万吨，肉类600万吨，蔬菜果品600万吨，生产这些农产品将至少需要8000万公顷土地。在未来几十年中世界粮食安全都面临自顾不暇的危机，这样的巨量进口绝对不可能满足。

据联合国的人口模型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2亿，比目前70亿净增22亿。目前，世界粮食总产量将近28亿吨，人均拥有400公斤。考虑到目前世界尚有10亿人面对饥饿和营养不良， 2050年世界粮食生产至少需要在现有产量的基础上增加20亿吨粮食，即要在现有的产量上增加70%。

随着世界各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耕地面积不断被蚕食。虽然由于灌溉条件的改善，过去50年中全球用于农业生产的耕地增加了12%左右，但是人口翻了近一番，按人均计算耕地面积事实上减少了35%。根据一个最乐观的估算，地球潜在的可农用土地面积约在45-50亿公顷之间，现在实际农用耕地面积仅15亿公顷，所以，土地不是粮食生产的约束条件。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现在60-70的淡水资源都用于了农业生产，这样，即便全部的淡水都用来生产食品，耕地也最多能扩张到21.4亿公顷。结果，即便土地不会制约粮食生产的扩张，但淡水资源会成瓶颈;其二是土地资源国家和地区间分布不均，很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发率已经超过90%，在这些国家耕地是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

由于全球化，自由化和信息革命，以供给链管理为基础的，跨国公司对全球粮食贸易垄断的格局基本形成，控制了 70%以上大宗农产品贸易。同时，进入贸易的农产品金融化不断加深，粮食，棉花和油料等大宗农产品成为金融产品，这让农产品贸易成为跨国公司牟取暴利的手段，2008年世界主要农产品价格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而这样的格局，加大了国家粮食进口的风险和成本。即便是2012年的食品进口总量不变，如果世界价格翻10倍，中国每年进口粮食的支出将是1.2万亿美元。

中国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率越来越低。

首先是生产成本急剧上升。比如玉米生产，据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的研究报告， 1978年中国玉米生产总成本为798元/hm2，到2011年已经达到11 463元/hm2，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比1978年增加了2.4倍，而单产从2805公斤/hm2，增加到5960公斤/hm2，仅1.1倍。而且，2011年玉米单位生产成本就超过美国。由于化肥和农药等工业投入量和价格的不断增长，玉米生产总成本趋势继续走高。

其次是政府农业补贴的边际效率明显递减。2012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近13，000亿元，比2011年的10，408亿元增长25%，这是过去几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15%左右增幅的再跳跃。如果所有中央财政“三农”支出都和增加粮食产量有关，那么，2012年每公斤净增产粮食涉及的中央财政支出为15元左右，这比2011年的7.4元翻了近一倍，远高于市场上每公斤稻米的价格。而这还不包括增加的地方财政补贴，和政府对粮食生产要素的补贴。政府扶持农业边际效益的恶化，不仅表明政府支持农业增产缺乏经济有效性，也反映出由于成本巨大而缺乏可持续性。

工业化的农业可以通过透支未来满足眼下的食品奢侈和浪费，而增加进口也可以短期中填补供求的缺口，但是，不可持续的供给和消费将危及子孙万代的粮食安全，这是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真正危局，也是“永恒课题”的深刻含义。

三、化解中国粮食安全危机

1. 反对浪费，合理消费

粮食安全，本质上是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然而，在应对中国粮食安全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却过分偏重于增加供给，志在“连增”，而忽略了反对食品消费中的浪费和不合理的消费，同时在“刺激内需”的思路下，政府政策和市场导向主要目标是鼓励和刺激食品需求，这集中反映在改革开放以来饮食行业的超高速增长。

在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全国饮食业的经营额仅55亿元，人均5元左右。而2012年，经营总额突破2。6万亿元，人均2000元，几乎和城乡居民家庭食品现金消费的人均额相当。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比1978年暴增了68倍。在1978 – 2012年间，扣除通胀因素的餐饮业营业总额年均增长率是18%，将近GDP年增长率的一倍。而2011年商务部发布的“十二五”期间促进餐饮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力争在“十二五”期间，餐饮业继续保持年均16%的增长速度，到2015年零售额突破3.7万亿元。

而在饮食业增长奇迹的背后，是中国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的暴涨。1978年工业用粮仅800万吨左右，但2012年约为8000万吨，大豆榨油和酿酒业的高速发展对工业用粮暴增功不可没。饲料用粮的增长更快，1985年以前，饲料用粮一年大约7000万吨，2012年已达3.5亿吨，翻了5倍，占粮食总消费量的60%。换句话说，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从1978年的260公斤增加到2012年的520公斤，主要归功于餐饮消费。

虽然生活社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近年诸多实际调查发现，中国餐饮业的浪费情况十分严重，保守的估计大约五分之一的食品，至少7000万吨的原粮被浪费。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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