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钱，要改革现有制度。从这个角度认识，应该要求各省政府必须在年内启动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解决农民工的城市居民身份，然后提前按照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财税改革的方案实施，不能观望。

提前围绕户籍改革引发的中央转移支出问题，抓紧改革，重点解决户籍改革中地方财政的收支缺口问题。其他的改革动不了，可以先把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地方政府缺钱了，中央财政先动，先补贴。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消费。同时，户籍改了，居民身份改了，市场就着急了，因为一下子学校不够，幼儿园不够，医院不够，这样，可倒逼加快学校和医院的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民工住房的民间投资，加快商品房的出售，这样可以部分对冲掉我们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整个投资水平的下降问题，把这块投资提前搞起来，有利于宏观上取得平衡。

第四，房地产政策要确定大政方针。

总结这十年左右的房地产政策，就是政策碎片化，一会出这个政策，一会出那个政策。政府如果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制度，房价慢慢就会稳住。

我一直认为，房地产市场不整顿，中国早晚出大事，近两年我又补充说，整狠了，马上就出事。

现在确实是烫手山芋。

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以消费品为主导。一定要让市场明确，买房是为了住，买房不是为了像股票那样为了卖股票。不鼓励房地产作为资产市场交易，中国在房地产市场上，绝对不能学英国、学美国，应该学德国，学新加坡，以消费品为主导。

最后一点，采取以上一系列政策，最后可能都要涉及财税问题。因此，非常时期必须采取大胆积极的财政政策。

说穿了，当前经济的困境，单靠央行政策来解决，危险很大。财政政策必须积极。

中国经济仍在相对高速增长，积累的财富也相当可观，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是必须要付出点代价，当前也是有能力付的时候。各项改革深入到后面，都涉及到钱的问题。怎么办？

我个人分析，不认真正视国退民进是不行的，这是中国经济内在发展逻辑的必然。

本文摘编自《BWCHINESE中文网》，作者：国务院参事 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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