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故乡”

字幕组在互联网时代兴盛的背后，是中国观众对海外影视文化作品的向往与追逐。这与上世纪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时国人对西方出版物的饥渴如出一辙。

广东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翻译家林青华在自己的微博上转发了严锋提出的关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的观点，他觉得严锋的说法非常有新意，但并不认为“以盗版为主的这样一种字幕组的翻译能够成为和担当一次独立的高潮”。

“或许可以作为‘文革’后翻译高潮的一部分。”林青华向《博客天下》谈论他的看法，“这两次大规模翻译之间相隔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两者是衔接和互相补充的。”

“文革”后的上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西方译著在中国的一个黄金时代。一是走出“文革”禁锢的中国人突然释放了巨大的阅读需求；二是当时中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所以基本不用考虑版权问题，只要翻译完了就可以直接出版——这与现在字幕组的做法几近相同。

林青华是当时西方译著风行的见证者。“听说哪部名著重印了，要彻夜在书店外排队的。一开始是我们熟悉的一些名著重新再版了，后来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名著也不断得到介绍，形成了一个出版高潮。”

对此严锋也不陌生。他记得1978年5月1日是“文革”后第一次公开发售西方翻译小说，有《悲惨世界》、《幻灭》、《一千零一夜》、《契诃夫小说选》等寥寥几种，每人限购5本。为了抢购，当时还在读初中的严锋，在前一天下午4点就跑到新华书店去排长队。

“在队伍中，我看到了几乎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第二天上午11点钟买到，回家后如饥似渴阅读，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严锋回忆，“这种新鲜的感觉，几十年后只有通宵看《24小时》这样的美剧能与之相比。”

在林青华印象中，80年代的西方译著多以丛书的形式推出，动辄就是数十本。当时影响比较大的丛书有商务印书馆策划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走向未来丛书”、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等。

如今担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曾做过“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这套书先后推出了《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弗洛伊德著作选》、《日本为什么成功》、《马克斯·韦伯》等西方译著，被认为教会了一代中国人如何思考。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幕后推手是甘阳。1985年，刚刚北大哲学系硕士毕业的甘阳怀着把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学术文化成果大规模引进中国的构想，与刘小枫、李银河、陈平原、陈嘉映、周国平、徐友渔等人成立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委会最初的计划是做杂志，后来改成了翻译西方学术名著。他们编译的很多作品都成了畅销书，其中仅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本就卖了10万册。

几乎是一夜之间，人们认识了弗洛伊德、萨特、尼采、韦伯、博尔赫斯、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知道了存在主义、格式塔、荒诞、熵、新三论……一个被禁欲太久的国度重新回到琳琅满目的世界时，恨不得一口把世界吞掉。

这种对外国读物的翻译风潮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1992年10月，随着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中国对西方译著的引进速度才慢了下来。当时在花城出版社担任编辑的林青华，参与策划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这套书原定40本，最后只出了18本，因为再出就需要购买国际版权了。

“直到现在一些出版界以及媒体的朋友，都还认为那套书在国内出版界是比较令人眼前一亮的出法。”林青华说，“别的图书都是出大部头，只有那套书是小册子，且都是第一次译介到国内的作家，他们中有三四位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像帕斯、奈保尔等。”

林青华认为80年代的图书翻译跟现在的字幕组翻译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时的翻译是体制内的翻译，而字幕组的翻译完全是自发性质的，“很大程度上让我们社会的需求、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了翻译的范畴”。

这是两次对国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强大冲击和影响的翻译风潮，它们有诸多不同，但也有相似的地方，即字幕组的翻译跟80年代的翻译有着几近相同的基因——都规避了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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