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鲍勃•沃克最近在国防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美国需要制定第三个“对消战略”，以便保持美国的技术优势。这就引发了几个问题：什么是“对消战略”？国防部是如何考虑该战略的？
沃克是军事技术史的一位热心学生，他的思想基于以前两个著名的类似战略。他认为“对消战略”是一种允许一方力量战胜或削弱另一方力量的优势的战略。回顾历史，沃克认为在冷战初期特别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使用核能力优势“对消”了苏军的人数优势。第一个“对消战略”是成功的，直到苏联研制出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特别是实现了核均势以及与美国的相互确保摧毁。这让美国陷入困境，因为如果美国针对入侵西欧的苏联使用核武器的话，也可能会遭致毁灭性打击。
因此，美国随后制定了第二个常规的“对消”战略，旨在针对数量上占优势的苏联打造一支更强大的常规威慑力量，该战略后来被称为“对消战略”。
20世纪70年代末，“对消战略”由时任次国防部长比尔•佩里领导完成，该战略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首先，美国国防部通过将大部分研发预算投入基于信息的“技术赋能器”和可提高美国现有武器平台效能的诸如全球定位服务、ISR平台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力量倍增器”，使美军获得了技术优势。
其次，这种由美国资助、打造和控制的技术优势，是通过一系列出口和贸易管制来维持的，其中包括《武器出口管制法》、《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这些管制措施使美国及其盟友能够根据需要提供或拒绝别国获得特定技术。
该“对消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创了一个美国军事技术占主导地位的伟大时代。该战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应对和解决了人们非常清楚的威胁和特定军事问题：有必要针对数量上占优的华约组织部队打造一支重要的常规威慑力量，该战略也完全符合当时主导的遏制大战略。此外，该战略还利用了（并有助于）这一真正实力：美国拥有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最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而且主要的附带利益是，国防部对研发的资助作为对消战略的一部分，通过全球定位服务、卫星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极大促进了美国的经济，使美国公司站在了整个产业界的最前列。
虽然“对消战略”在冷战时期推动美国获得技术优势，但这种优势正在削弱。这就是副国防部长在最近一次演讲中谈到的需要应对和解决的问题，他要寻找新战略的做法是正确的。多年前的“对消战略”提供了很多启示和有益的经验，尤其是在美军规模越来越小的情况下。
但今天的情况也不一样了，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35年后，促进和实现“对消战略”的驱动因素不复存在。美国面临的威胁不再是明确存在的，现在面临的是更加不确定的战略环境，而且需要应对的威胁越来越多。过去13年在中东地区的行动，突显了美国是如何与小规模力量斗争的，美国面对的不仅仅是冷战时期寻求威慑的数量上占优的敌人。更广泛地说，不仅仅只有一个单一的大战略作为国防部技术战略、研发工作和国防工业的行动指南。最后，创新不仅仅是国防部的独占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发预算的中心——与技术创新的轨迹一起——转移到了全球私营部门，这意味着国防部不再能够独自获得新技术，或者轻易地控制新技术的扩散。
与此同时，美国平台的同质化日趋明显，组合能力可被预测，条令为人所熟知，这为日益多样化的对手提供了利用自身对消战略来对付我们的机会。技术上处于劣势但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可以在诸如全球定位服务中止或反卫星武器等能力上进行投资，以此削弱美国的技术优势。美国的研发和能力开发工作昂贵且费时，使得这些竞争对手可以利用后发战略，迅速利用我们的知识产权大量开发出更加便宜的技术。数量和技术上处于劣势的非国家行为体，已经学会如何利用简易爆炸装置来达成战略效果，他们现在可以从商业市场上获得全球定位服务，ISR技术和无人技术，以作为自身廉价的基于信息的“力量倍增器”。这种战略反映了几十年前佩里采用的确切方法。
因此，国防部及其产业合作伙伴，必须制定新的战略来维持军事技术优势。
一个成功的技术优势战略必须能够应对充满了来自核大国和恐怖分子所带来威胁的不确定的多极化战略环境。该战略必须从全球化中受益，能够实现有效的国际合作，同时利用和基于国内优势，为更广泛的美国经济创造积极的外部效应。它也将需要利用可广泛获得的商业技术，同时创造独特的优势。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没有明确的国家安全共识或统一的宏伟战略，以及在国防部预算相比于商业市场相形见绌的紧缩财政环境中实现。
不幸的是，美国国防部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这位副部长的工作如此重要的原因。目前国防部发展能力的方法仍然蕴藏着很多“对消战略”时代的价值观、流程和组织结构，但受到战略漂移和几十年官僚体制导致的惰性的阻碍。这种漂移是对“对消战略”思想的错误理解。佩里本人强调，“对消战略”不应该理解为仅仅“……使用‘高科技’来打造更好的武器系统……”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以全新的综合方式来利用技术的努力。最近只为获得高科技解决方案（例如F-22）的尝试，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国防部应该根据需要通过利用美国的优势来满足战略性技术需求。例如，可以加速打造多种廉价系统的战略会增加竞争对手的不确定性。利用全球私营部门而不是狭义上“产业基地”的创新，可以帮助管理成本并获得有竞争力的技术，不管它们是快速发展的战车还是合作开发的导弹。基于美国作战人员的良好教育和经验，使用像“有人-无人组队”这样的多样化创造性概念来利用这些技术，将能够提供更多的优势——即使在使用类似系统的时候。放宽美国出售诸如无人机的技术的限制，将使美国能够更有效地熟悉和学习全球化竞争和标准。任何新的战略都应还寻求进一步实现和延长现有平台的效用，比如航母。这些都不是新概念，现在国防部正在研究其中的一些概念，但直到新想法和有效的战略保持一致时，重大效益才能产生。
全球经济的现实使得未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美国过去四十年所拥有的军事优势。国防部仍然可以为美国及其盟国作战人员提供可保护我们重大利益所需的技术能力：美国仍然拥有无与伦比的智力、组织和金融资本。坚强的领导力将是未来成功实施技术战略的前提，这是国防部副部长能够提供的。不过，他还需要机构、国会和产业界的合作，这是当前明显缺乏的。
作者简介：
本•菲茨杰拉德是著名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高级研究员和技术总监。在这个职位上，菲茨杰拉德领导“新美国安全中心”通过探究战略、技术和商业的关系，来探索与技术变革快速发展有关的国家安全影响。他受雇于当时担任“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的鲍勃•沃克。
（思进编译自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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