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会议期间北京的蓝天给参会的各国宾客与北京人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要将APEC蓝保持下去。中国领导人这么说绝不会是信口开河。11月12日，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在北京签署《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应对气候变化、碳减排、清洁能源合作等达成协议。双方对外宣布了各自最新的碳减排目标，核心内容包括：美国到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整体下降26%至28%，刷新之前承诺的2020年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17%的目标。而中方则首次提出2030年左右中国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并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至20%。
自《京都议定书》2005年生效后，“碳政治”成为国际政治话语权的要义之一，“碳经济”成为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新宠。在“碳政治”中，世界被分为三大阵营——第一阵营是欧盟；第二阵营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等；第三阵营是发展中国家，通常为77国集团加中国，以及小岛屿国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坚持环保理念的绿党和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在欧洲各国的兴起使得欧洲在碳政治中先行一步，成为全球“碳政治”的领导者。欧洲气候交易所、欧洲能源交易所等一直从事着“碳排放权”的交易，在“碳排放权”的全球交易平台上，欧元是交易的标准货币，通过推动全球“碳政治”，欧盟试图通过成为全球碳交易和碳金融制度的设计者及领导者，以彻底扭转其在一些领域的不利态势并奠定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话语优势和新能源技术优势是欧洲在“碳政治”中的优势所在，然而喜欢大国政治的美国怎会甘心接受，终于欧洲人最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美国联合中国“另搭台，自唱戏”。中美的联合表明双方在国际承担着重要而特殊的领导责任，欧盟独唱的戏码落空。然而在“碳政治”中，实力政治必须披上道德的外衣，在科学理论和法律规则的基础上运行，否则玩家就要承担道德风险，而道德风险最终会转化为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
对于中美来说，减少碳排放都意味着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巨大转型。根据国际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美国坚持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作为其重返《京都议定书》的前提条件，这无疑为中国增加了巨大的国际压力，不排除发达国家利用“碳税”、“碳金融”的规则设计挖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果的可能性。中美联合声明中，对于控制碳排放量采取了“计量”和“封顶”两种不同表述方式，遵循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共同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考虑差异是非常必要的，先行发达国家必须为其长期的工业发展史承担责任，且不应以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诉求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代价。
面对新的政治经济发展主题，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都是新手上阵，这不仅是挑战，实际上还可以通过因势利导变为机遇。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不是如何消极应对西方国家主导的“碳政治”，而应当是变被动为主动，在面对人类即将来临的又一次新技术革命浪潮时，作出自己的政治决断，形成一整套应对“碳政治”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与此相配合的国际话语策略。
鉴于全球气候谈判进展缓慢，中美在碳减排领域达成突破性进展因而引发各方关注。国内舆论存在一种普遍质疑，认为中国与美国达成减排协议是中了美国圈套。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呈正相关，工业生产需要更多的化石燃料提供动力，交通运输、城市生活等消费性能源消耗也化石燃料为主。因此限制碳排放无异于限制生产的同时也阻止了消费，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相反，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则来自高科技、互联网、金融等低耗能产业，因此无论如何削减高排放企业不会对美国产生过分消极影响。
这种质疑并不新鲜，并成为抵制碳减排、强调眼下经济增长一派的核心论点。但考察实际情况就会发现，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并不必然产生激烈矛盾。第一，随着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的获取与使用成本大幅下降。因此可在更广的范围内替代化石燃料，从而在保持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碳排放。以典型的太阳能发电为例，其发电成本自2010年来已削减50%。低成本导致在过去10年中，太阳能板的全球销量每隔21个月就会翻倍，而销量每翻倍一次，价格就会降低20%左右。即便可再生能源在当下仍存在诸多局限，政府的政策鼓励仍可为其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德国是成功的典型，在政府支持下，可再生能源已占据全国电力来源的30%。第二，碳减排能带来很多“协同效益”，特别是在社会公共领域产生利好，包括降低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有效降低医疗成本，最终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率。第三，碳排放本身可以创造经济价值。《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碳排放量作为一种可供交易的商品产权逐渐明晰，形成的CDM机制（清洁发展机制）为大规模碳交易提供了可能。由于中国碳减排量居全球第二，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在此广阔的市场背景下，中国业已成为CDM机制下提供碳减排量最大的国家。以中国碳减排投资为例，若要实现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5．5%的增幅，需要在2010年到2050年实现累计增量投资14.2万亿美元，每年投资额占到当年GDP的7%。这无疑将成为中国经济的全新增长点。
因此，碳减排不仅与中国经济增长不矛盾，反而产生促进作用。尽管减排的直接效果是改善环境，治理污染，减轻雾霾，但同时减排目标将倒逼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由能耗型、污染型工业国向技术型、环境友好型创新国家迈进。而这一转变的动机不完全来自外部压力，一方面是长期困扰我国中东部的雾霾天气引发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担忧，在民意趋势下政府也必须采取有效减排措施；另一方面，发展新能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利益。
尽管前景美好，但签订协议后如何切实完成目标，两国各有各的障碍。《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否能够顺利通过并不明朗。尽管如此，该协议仍然为中美两国进行下一步谈判创造了基础，至少是一个共识的基点。
对于美国来说，协定将为其碳交易市场迎来复兴机遇，但协定的落实依然困难不小。其一，目前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且排放量处于上升趋势。奥巴马的最新承诺相当于他五年前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承诺的从2005到2020年排放量的基础上减少17%，考虑到最近美国的碳排放出现了上升的势头，美国似乎又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其二，奥巴马面临了反对党的巨大压力，更注重现实利益的共和党担心大规模减排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冲击接受强制性减排指标会伤及石油企业和中西部农业，这正是美国共和党传统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在。全球变暖于美国社会而言已意识形态化，相关争议非常激烈，驴象两党在这个问题上严重对立。这决定了美国政府出台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很难具有持续性。其三，替代煤炭的清洁能源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美国联邦的风能生产信贷计划去年废止了，而新能源的补贴政策在刺激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消减太阳能板的价格、减少石油与煤炭的生产与消费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否则新能源生产与消费巨大增长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最后，美国能源消费模式是奢侈和浪费型，要改变国民消费意识难度不言而喻。
而中国面临的问题更为现实。协议中，中方提出2030年左右碳排望达到峰值，并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至20%。一方面，我国目前工业生产仍高度依赖化石能源，特别是对煤炭的需求，占到能源需求的六成。而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仅接近10%；另一方面，非化石能源所占比重上升缓慢。要实现2030年的目标，我国必须增加800-1000G瓦的非化石能源。而纵观过去20年，非化石能源所占比重仅提升3.5个百分点。若要实现总体目标，不仅对我国能源产业转型造成过大压力，同时将阻碍我国工业发展。
尽管困难重重，但实现目标也并非海市蜃楼。一方面，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蒸蒸日上，显著的成绩包括：我国水电装机总量占全世界的30%以上，而且比重还在上升；我国风力发电装机总量也占全世界的29%，而且比重也在上升；我国太阳能集热面积总计占全世界50%以上；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年新增量已占全世界的30%以上。而未来最大的希望还在核电领域，发改委近日刚刚向国务院申报启动红沿河、石岛湾和福清三个核电站项目，装机容量约700万千瓦。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巨大潜力和竞争力将成为我国实现目标的直接推动力量；另一方面，我国加紧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反而将减排目标作为推动转型的动力源泉。从更加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我国“一带一路”的构想将带动周边国家能源项目建设，从而缓解我国的减排压力。
全球“碳政治”开始不久，对于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而言，这正是一个在国际谈判中成为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者的机会。能否笑到最后，我们拭目以待。
文/杨曼玲 彭飞 《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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