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闻媒体将南京大屠杀定位在”集中表现了帝国主义强盗野蛮兽性的南京大屠杀，集中表现了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所遭受的巨大灾难的南京大屠杀”，将大屠杀遇难者定位在”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害的爱国人民”，并且，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也曾提议将纪念性的活动长久持续下去，南京逸仙桥地区的居民还自发捐款募集了15万元资金，准备为30万遇难同胞立碑。但是，作为一场由政府所倡导的、群众性的大屠杀控诉运动，在开始后不久就很快平静下来了。其原因在于控诉日本暴行的目的是引导民众仇恨美国，而”有些宣传内容只强调了日寇过去的罪恶，对今天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却宣传不够”。其次，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抗美援朝政治宣传的主题是”发扬民族自尊心和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传统，树立打败帝国主义的信心”，而且，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需要更多地营造乐观向上的氛围，引导民众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从1951年3月，南京市在宣传活动中，更侧重于挖掘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的典型个案。以《新华日报》为例，1951年3月1日和2日，分别以《一个不屈的姑娘》和《切瓜刀砍死鬼子》为题，介绍了南京妇女反抗日军强奸的事迹；3月3日，介绍了拒绝为日军开车运送子弹、与日军搏斗最后遭到枪杀的汽车司机梁志成的感人故事；3月8日，以《英勇不屈的母亲》为题，刊登了幸存者李秀英和她6个孩子的照片。3月下旬以后，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揭露和宣传力度逐渐减弱。

忆苦思甜大会（资料图）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全国上下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还兴起了编写”新四史（家史、厂史、社史、村史）”的活动。阶级教育是运动的核心内容，忆苦思甜、访贫问苦、进行今昔对比是阶级教育中的常用方式。南京大屠杀也成为阶级教育的素材之一。上海的一位中学老师在介绍阶级教育的教学经验时说：”每当讲到关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教材，我都突出讲述血迹斑斑的历史事实，引导学生去认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讲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我就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列举出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城内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等惨绝人寰的罪恶事实，以加深学生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仇恨”。

不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遇难者遗属曾在厂矿企业、学校的忆苦思甜大会上讲述过自己及家庭的惨痛遭遇。很多学校，还让学生回去请爸爸谈童年、妈妈讲过去，”不少学生的爸爸妈妈都是旧社会的受苦人。父母和子女一道，不拘形式，絮絮而谈。因为是亲身经历，听的人又是自己的子女，一些细微的地方都能谈出来，给子女感受至深”。虽然作为政治运动，阶级教育的核心是突出新社会的”甜”和和旧社会的”苦”，然而，正是在这种耳濡目染的社会教育中，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得以延续。

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在阶级斗争作为主旋律的政治格局下，民众的南京大屠杀记忆受到了扭曲。同时，它还受到来自政府层面的对日方针的制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对日工作，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提出了”把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构想。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指出：”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压迫”，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由于中日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中国终止了战后以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中国媒体中批判日本的言论大大减少。

在此情境下，根本不可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深入、广泛、系统的揭露和批判。1975年，日中友好旧军人协会访问南京时，接待人员总是回避谈及日本军队的侵略行为，不得已时才敷衍几句，最后总要补充道：”事情已经过去，这不是日本人民的罪过，责任在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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