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亲历过日本军国主义涂炭的普通民众而言，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亲人被杀、家园被烧毁、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切肤之痛。幸存者姜根福原姓徐，大屠杀期间，他的母亲被日本兵枪杀，弟弟被摔死，二姐被刀劈，父亲被抓走，他后来被姜姓人家收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姜根福作为南京市工农讲师团的一员，经常到学校、机关演讲。对于中日友好，姜根福一开始并不认同。又一次，领导让他给来访的日本人作报告，他不肯。党委书记找他谈心，他依然不肯去，姜根福说：”我见到日本人就气。我恨他们”。党委书记最后以”共产党人要听党的话”要求他，他这才放下个人恩怨，去接待日本朋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南京一位妇女在广播里听到日本总理大臣到中国访问的消息时，立刻昏倒在地，她的丈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本兵杀害。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后代从未忘记这段惨案，正是他们的口耳相传和诉说，使得这段历史记忆不断延续下去。

对于日本民众而言，在东京审判以前，由于日本当局的新闻统制政策，大多数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专案审理，使日本民众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其后，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述作为战史回忆或中国访问记的一部分，开始在出版物中出现。同时，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暴行的典型事例，南京大屠杀也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于1967年出版了专著《近代战史之谜》，其中近一半篇幅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述，其后，他又出版了《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决定本）》等一系列著作。1971年，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来到中国，访问了南京、平顶山等当年遭受日军暴行的重灾区。本多是战后第一个对中国受害者调查采访的日本人，回国后撰写了长篇报道《中国之旅》，在《朝日新闻》连载。文章客观、真实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给日本国民以很大的震动和冲击。不久《中国之旅》集结出版，并多次再版，从而使南京大屠杀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

同时，随着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美化侵略战争的思潮开始蔓延。20世纪60年代，林房雄推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全面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1972年，铃木明、山本七平等人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攻击洞富雄和本多胜一等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铃木明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获得了”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1973年又出版了单行本，并多次再版被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者奉为圭臬。70年代中期，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日趋激烈，引起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更多关注。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筑上布置的“国家公祭”主题标语牌。

当时，中国还处于不正常时期，中日两国虽然恢复了邦交，但在各个方面仍处于不能自由交流的蔽塞状态。对于日本国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战，普通的中国国民还无法了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关的论战信息被介绍进来，学术界也对此作出了反应。1979年，国内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高兴祖在《南京大学史学论丛》第2辑上，发表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斥铃木所谓”南京大屠杀等于虚幻”的谬论》。同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于1962年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被重新修订后内部出版，书名改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该书以”驳斥’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谬论”为题，对铃木明的论点、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

1982年6月，日本发生了教科书事件。一套对日本侵略史实有多处篡改的中学教科书，通过了日本文部省的审定。书中将日军”侵略华北”写成了”进入华北”，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还对日本侵略朝鲜和东南亚的史实进行了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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