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事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中国政府认为，这种错误的历史观会使”日本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忘掉日本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历史，把他们再次引上军国主义老路”。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本政府交涉的同时，在舆论宣传中发表了大量批驳日本篡改侵华历史问题及其观点的文章。

其间，南京大屠杀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中心。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制了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在全国放映。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南京博物院联合举办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史料展览》，有关部门举办了多场座谈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纷纷控诉日军暴行。

受教科书事件的刺激，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日本侵华罪证的收集工作。1982年10月，中国文化部印发了《关于做好保护日本侵华罪行遗址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说：”小平同志讲过，岸信介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一定要批评，二是他们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就到处搞日本侵略之碑。这对教育人民、教育青少年和子孙后代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组织有关单位，收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其间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对群众进行教育”。同年年底，南京市开始了建国以后的首次文物普查，日军当年进行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是普查工作的重点，位于江东门的”万人坑”遗址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

由于中国政府长期的思想教育，”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也反对侵略战争”、”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分开”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和平友好”的日本形象已经部分地改变了人民原先对日本的恶感。而教科书事件的发生，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不肯认罪的日本”这一严峻的现实。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刺激，各行各业的人纷纷向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写信上访，呼吁政府”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就南京大屠杀事件建馆、立碑、编史，以纪念死者，教育后人，”把这血写的不容篡改的历史，永远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民间呼吁，对于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教科书事件，中国政府意识到对青少年进行重温历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邓小平后来对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说：好多年来，我们为了讲友好，没有重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轻人需要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讲友好，就容易忽视这一面。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国耻教育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使得抗日战争史上一些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禁区被打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新被提起，国民党的抗战功绩逐步被肯定，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受到了积极的评价，这些都为南京大屠杀的宣传和研究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3年底，南京市成立了相关的领导机构，市长张耀华亲自挂帅，积极推进。1985年8月15日，由邓小平亲笔题写馆名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在日军当年集体屠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上，陆续建立了十几处纪念碑。作为社会记忆的设施，纪念馆和纪念碑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予以保存、展示和传承，人们在这里悼念和凭吊遇难者，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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