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长方面，尚未加入事业单位的机关团体存款在2007、2008、2009年三年里，年末较年初分别增长22%、19%和42%，增长极其迅速；与之相对的事业单位存款的增长情况是16%、12%和50%。而计入事业单位后的2010、2011年两年，机关团体存款的这个增长率是29%和23%，并不能认为事业单位的加入推快了机关团体存款的增长速度。假设2011年以来事业单位存款与其他机关单位存款增长速度相同，那么今年10月的18.4万亿元里应该有约9.4万亿元来自事业单位。

2011年初的调整也让机关团体首次持有了243亿元（按人民币计算）的外币存款，这笔存款截至今年10月为589亿元。虽然是个相对不大的数目，却也说明了事业单位的经营性质——它们甚至在从事跨国贸易业务。

存款的使用

近年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不断上升。各类估算显示，这类债务占GDP的比重介于150%-180%之间，它们的融资利率高于6%。而机关团体存款在银行的收益率不到3%，梁红的报告指出，如此“负利差”显然是没有效率且不可持续的。

报告还认为，不同于国有或私人企业，这些事业单位所获取的“盈利”似乎并不通过纳税、分红或再投资等渠道回流到实体经济。它们的边际消费（或投资）倾向显然低于消费者或企业。因此，如果政府将这些“收入”重新分配给消费者或企业，不仅能够大幅降低中国的杠杆率，还会有助于促进更高效率的经济增长。

然而，这种设想要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梁红表示，这些持有大量存款的事业单位并不太能举债，如学校在几年前就不能从银行借贷了，而全国银行系统给医院的贷款也就只有2000多亿元。换言之，通过经营活动积累大量存款的单位，并不是那些需要大量举债的单位。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提出全国事业单位改革的蓝图和具体时间表，对实际上从事商业经营的事业单位进行重组改革也将有助于缓解这种低效率的“储蓄过剩”。但资金的再分配也必然影响事业单位原来的经营活动，并遭到持有存款单位的变相抵制。梁红也提到，现有机关团体存款无法回流实体经济的一个原因恐怕就是“整四风”等政策束缚了它们的开支，导致更多资金积淀下来。

中国政府有过一次主动改善自身资产负债表的成功经验：2004年，政府就曾动用其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约800亿美元向大型国有银行进行股权注资。在帮助中国银行体系恢复健康的同时，这次注资还取得了不俗的商业回报。相比十年前，政府如今拥有的巨额储蓄，自然为中国经济承受结构调整的阵痛提供了更大的回转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人们对中国爆发全面债务危机的担忧。

记者／赵新宇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35期 总第5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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