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开始，基督教士们的身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714年10月，捷克青年耶稣会士严嘉乐（Charles Maigrot）启程前往中国。在中国期间，他和自己的欧洲朋友们保持着通信联系。这些信中，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下面所选摘的两则史料，分别是1717年和1725年严嘉乐写给自己的老友兹维克尔的信。其中有严嘉乐对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描述，有当时教士们在中国传教遇到的困难的记录，也有他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对中国宫廷的一些记述。在此我们将这两封信全文摘录，以飨读者。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从左至右）

严嘉乐从北京寄给布尔诺尤利乌斯·兹维克尔的信（1717年3月19日）

尊贵的神父：

我的这封信又是写给您，尊贵的神父，因为我相信您的人生历程比从中国到布尔诺的路途更远，我用不着担心，当我的信送到时收信人已不在人世了。

开赴马尼拉的船不久就要启航。我利用这一机会简略告知您以下内容：1716年11月9日我们乘六艘船从广州出发，这六艘船一则是送我们的官员用的，二则是广东总督的官员用的，也是供我们使用的。我们的船队经过时，每距十里的哨所，包括村镇城市，都鸣礼炮向我们致敬。

12月8日我们从南昌动身走陆路去北京，乘的是轿子（轿子的样子见附图—严嘉乐）每抬轿子用两匹骡子驮着；另外外还有几百匹骡马驮着行李和随行人员，这一个长长的行列行进进起来铃声叮当,颇为悠扬动听。皇帝两次派人前来催我们快走。可是我们还没有赶到京城，他却又到塞外去打猎去了。在皇帝狩猎期间我们才到达了北京。

1717年元月2日我们穿过城市，从我们修会的住院近旁走过（可是我们的教士们对此一无所知）,来到距京城约一小时路程的皇帝常住的夏宫。我们在那里一位宫廷大臣的家中住了八天。排行第三的皇子多次到我们这儿来询问各种学术问题。到元月10日我们才获准搬到我们修会的住院去。

元月31日皇帝派使者传谕旨，他将要返京，叫我们到距京城数小时路程的矿泉疗养地去迎候。2月2日我们动身到那里去，3日一早皇帝就到了，我们跪在路边候驾。皇帝一看见我们，就让一个太监领我们去行宫，走的是只有宫里人能走的后门。我们在那儿用餐，餐具都是银制的。最后我们被带进皇帝住的殿里，我们用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向这位非凡的帝王致敬。

这种大礼是这样行的：凡是第一次见到皇帝的人，进殿以后分两边站立，双手垂于身前。随后所有的人一起跪倒在地，两手按在地上叩头（将前额碰地）；然后大家缓缓直起身来，跪片刻后再叩头，共计三次。随后大家站起身来，站立片刻，再跪下三叩首；再站起，再做最后一次三叩首，共计三跪九叩首。

这种大礼只在第一次觐见时举行，以后不再重复，只有中国的新年和在宫中庆贺皇帝生日时才用，那时各阶层的人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举行庆典。行这种大礼时需有大臣在场，大臣做手势或口头下命令，使大家行礼的动作能整齐一致。

在感谢皇帝赐予礼物或食品时也行这种大礼，皇帝照例每年都要有所恩赐的。在其他的场合只需叩一次头，例如皇帝赐宴或赏赐其他东西时，即使是太子或皇亲，也得在接过礼物之前叩头谢恩。

如果要描述中国庆贺新年的那几天，尤其是正月初―那一天的庆典是多么隆重、金碧辉煌和光彩夺目，我可以写满―大张纸，这种盛况是欧洲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我以为，在祝贺新年的半个月里，每晚在皇帝的夏宫里施放烟火，北京一个城市用掉的火药会比全欧洲―整年用掉的火药还要多。

不过我得就此打住，免得我说的故事也随爆竹飞上天空。我还是说说在矿泉疗养地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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