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到1984年这25年间，中方希望“现状解决”而不得;从1985年至今近30年，中方要求“改变现状”则更无望。对中方来说，核实实控线实际上就是上述两种政策之间的一种调和或妥协：一方面，尊重现实，接受现状;另一方面，不排除有改变现状的可能，但将此可能留给未来。
去年5月和今年9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访问印度，但这两次各方关注的访问都被严重的边境对峙事件干扰了。从边防管控的层面看，双方孰是孰非很难厘清，因为在争议地段，两边对实际控制线的走向各持己见，以致此类事件无法从根本上避免。但从国家战略的层面看，中印显然都是输家，因为双边关系的中心不时聚焦于喜马拉雅山地的某一道岗或某一条沟，模糊了两个东方大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前景。
9月18日，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峰会，在其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莫迪就边界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据印度外交部网站提供的英语文本，莫迪表示：“我们双方都同意，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构成我们互信、自信、以及全面实现两国关系潜在前景的本质性基础。这是一个重要共识，我们应该严格遵守。虽然涉及边境的协定和信任措施实施有效，但我还是要建议，核实实际控制线将极大推进我们维护和平与安宁的努力，请求习主席重新启动已停滞的核实实控线进程。”
也就是说，重启核实实控线进程在最高政治层面被公开提上双边外交议程。
中印两国政府曾就核实实控线问题签有协定，1993年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提出有此必要，1996年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强调要加快落实。
后一个协定是在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印度时签署的，江主席对之高度评价，说“它将向世界发出一个重要信息：中印两个亚洲大国的关系日趋成熟，相互之间更加信任。”
唯一选择
中印在1990年代上半期共同决定核实实控线并非心血来潮。此前，双方在1980年代举行了八轮副外长级的边界谈判，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1986年，边境东段发生桑多洛河谷对峙事件，形势一度紧张，维护边境稳定成为双方共同的迫切需要。1988年底，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的破冰之旅取得巨大成功，他与邓小平在北京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中印在1962年边境战争26年之后，重新回归友好之路。
总之，是“谈判无结果、现实有需要、大局正看好”这三大因素，致使核实实控线成为当时唯一双方均可接受的选择。
核实实控线的含义可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不动武”，即必须用和平手段解决边界问题;二是“不过线”，即以地面控制现状为基础，在地图上协商画出一条双方共同承诺互不逾越的界线;三是“临时解决，长期搁置”，即把“最终解决”的难题留给未来，为此，1993年协定特别规定：“双方同意，本协定所提及的实际控制线不损及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
然而，核实进程一波三折。据印度退休外交官兰吉特·卡拉新出版的《印中边界问题：寻求解决》(India-China Boundary Issues: Quest for Settlement, By Ranjit Singh Kalha, 2014)一书记述，双方在2000年交换了边境中段地图;但2002年交换西段地图时，发现认知差别太大，换图由此中断;到2005年，核实进程完全中止。
核实实控线停滞不前的原因恐怕是复杂的。据笔者个人观察，从印方看，“临时解决、长期搁置”并不是理想选择，印度不少战略精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综合实力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越是往后推，对印度将越不利。尤其是2005年中印达成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后，印方信心增加，意在“毕其功于一役”，从而对核实实控线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
从中方看，最近十多年来，民族主义思潮膨胀，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印关系在网络成为热门话题，一批热心的网民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称为“藏南”，把收回达旺视为志在必得的战略目标，担心一旦核定实控线，未来最终解决边界问题也只能以此为基础，“麦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青山绿水将永远丢失。因此，确有民间战略家呼吁，中方应模糊现状，不给未来收回“藏南”增添障碍。
中印边境的控制现状是在1950年代基本成型的。在东段，解放军进藏促发了印方做出快速反应，于1951年前后把边境控制一举推进到“麦克马洪线 ”;在西段，中方在1956-1957年间修建从新疆连接西藏的公路，同时把边防管控推进到喀喇昆仑山脉。
然而，准确地说，目前中印边境的控制现状应该说是由中方最后决定的。中方是1962年战争的获胜方，在东段打到喜马拉雅山南麓，但而后又撤回到“麦线”以北，事实上允许印方继续控制“藏南”;在西段，中方全部拔除印方的43个前沿据点，固守这道防线至今不变。
现状解决
细看历史不难发现，1962年战后形成的实际控制线，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方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底线。周恩来1960年4月往访印度与尼赫鲁谈判边界问题，据赵蔚文所著《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两人“进行了六次共17个小时的会谈，但未解决分歧。会谈中，中方曾建议‘双方相互接受东西两段的现状，并且组织一个边界委员会’来具体落实边界的划分。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在东段接受现实，在西段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也就是外界盛传的‘以东换西’的原则”。
在那次访问中，周恩来提出著名的六点建议，其中第四点是：“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这实际上是清晰但又委婉地表示，中方同意东段以喜马拉雅山为界(“麦克马洪线”基本上沿喜马拉雅山脊线而行)，但西段印方也应同意以喀喇昆仑山为界(即“新藏公路”通过的争议地区阿克赛钦归属中国)。
然而，当时的尼赫鲁和印度议会的政客们都坚信，无论是法理还是事实都有利于印方，因而盛气凌人，对中方的谨慎立场不屑一顾。
二十年后，邓小平仍力推毛泽东、周恩来的“以东换西”的方案，并将其称之为“一揽子”解决。1979年，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时任印度外长瓦杰帕伊时，“原则地提出边界东、中、西三段‘一揽子’解决的办法，即中国在东段让，印度在西段让”(赵蔚文)。
另据前面提及的卡拉的新书，1980年6月21日，邓小平会见印度《勇士》杂志主编克里希纳·库马尔，就解决中印边界问题非常明确地表示：“一揽子解决。我的意思是依据实控线一揽子解决。如果我们双方都同意这一点，那么，这个问题一句话就可解决。我想你可以向甘地夫人转达这个信息。”
三天后，6月24日，新华社用英文发表关于中印关系的长篇评论，实际上就是披露邓小平上述谈话的精神。该评论说：“事实上，自从边界谈判开始以来，中方从未要求印方全部归还由老殖民主义者非法并入印度的领土，相反，中方建议，双方都要做出让步，中国在东段让，印度在西段让，以边境实际控制线为基础，一揽子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由此充分展示互谅互让的精神。”
然而，非常遗憾，中方持续20年的建议再次遭印方拒绝。对此，印度有不少知情者至今悔恨不已。
妥协之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方开始调整政策，边界谈判出现新形势。据王宏纬所著《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一书，从1985年起，中方强调“中印边界东、中、西三段都有争议，东段争议最大”;“只有印度方面在东段边界地区作出调整，中国方面才会在西段作出相应让步。”
各方普遍认为，东段争议的焦点在达旺。历史上西藏地方政权对达旺长期实施无可争辩的行政管辖，第六世达赖喇嘛出生于此，那里还有一座规模仅次于布达拉宫的藏传佛教寺院。然而，决不放弃达旺是印方不会动摇的既定立场，这个僵局可以说是无望解扣的死结。
换言之，从1959年到1984年这25年间，中方希望“现状解决”而不得;从1985年至今近30年，中方要求“改变现状”则更无望。
由此可以认为，对中方来说，核实实控线实际上就是上述两种政策之间的一种调和或妥协：一方面，尊重现实，接受现状;另一方面，不排除有改变现状的可能，但将此可能留给未来。
当然，未来中印最终解决边界问题时，情况会是什么样的，现在谁也说不清。万一达旺最后就是归了印方，这也决不是中国历届中央政府的过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当局在1914年(恰巧100年前)背着中央政府，与英印当局非法签订西姆拉协定而丢弃了达旺。近年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又在印度明确表示，“根据西姆拉协定，达旺属于印度。”对此，历史不会忘记。
作者：毛四维 曾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巴基斯坦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驻澳门副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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