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美国、英国在二战期间如何并肩作战这一题目的写作根本就没开始过。在欧洲，法国和德国从战时最不共戴天的敌人变成了战后的朋友，两国历史学者紧密合作；而中国和西方历史学者迟至最近几年才开始一起研究这段历史。
在上海遇到拉纳·米特（Rana Mitter）教授，是在他的新书发布会以后，书的标题叫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7月）。
相比之下，美国版的标题来得更加确切一些，叫做《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二战 1937-1945年》。
怎么会被遗忘的
诚然，在1937-1945年，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确确实实就是美英等国的盟友。
米特教授来自英国，是牛津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本书不仅在英国出版，也在美国有一个版本。
至少在我看来，这就是本书最引人注目之处：一个英国人，愿意耗时十年辗转多国埋头解密档案进行研究，只为试图告诉英美等国读者，他们国家在二战期间有过一个盟友，只是从一开始就不那么为他们国民所熟知，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段并肩作战的历史干脆就被遗忘了。
不过，当我完成采访，首先想到的却是这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这句话出自一个历史人物。基于米特教授的采访，我意识到这话有一个附注：人民是复数名词，于是，我们可以预计，在“历史”这个文件夹，我们将看到的，是每个人从各自角度出发的观察，必须把每个人的版本收集起来，才有可能还原历史的现场，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正是因为英美等国人民分别有着他们自己的视角，所以，中国这个战时盟友的抗战历史就被放在一边，中国这个盟友一不小心就会被遗忘。
情况有多糟？
米特教授是这样说的：对西方人来说，二战中的中国是最后一个没有被讲述的伟大故事，我们了解很多关于德国、日本在亚太，甚至还有俄罗斯的情况，但中国在二战中的故事在西方就没有真正被讲述过。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多数人，比如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其实还有中国人自己，往往倾向于专注自己国家的故事。
以米特教授自己为例，他是在英国长大的，从小就听到很多关于英国人如何英勇抵抗纳粹德国的故事，在这些故事当中很少听到其他国家在做什么。
而冷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突如其来，也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的二战故事从西方历史消失的进程。
当然，叫同盟国感到措手不及的，首先还是日本的投降。
1945年2月，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作为欧洲战场战胜国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签署协议要将战后欧洲分为两半。但这样一份全面协议没能在战后亚洲出现，亚洲不能在一份协议的基础上迈过战争这道坎而向前走，战后亚洲与战后欧洲从一开始就有了差距。
这是因为，日本以外的人们普遍没能预料到，美国向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加上苏联威胁出兵中国东北，就能促使日本投降，而不是继续打到1946年甚至1947年才能结束战事。
二战提前结束当然是好事，问题在于，中国内战紧跟着就爆发了，即使美国派出刚刚在二战赢得巨大声誉的马歇尔将军前来斡旋也无济于事。
用米特教授接受采访时的话说就是，“这个刚刚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国家，现在自己打起来了。”
作为中国读者听到这里会感到遗憾么，当然了。
更加遗憾的是，接下来还有朝鲜战争：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成为对手，这时，距离新中国成立刚好一年。
“五年前还是抗日的盟友，此时却成为了战争的敌对双方。”
而在此前，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确定了新中国的“一边倒”外交政策，重点在于联合苏联。
以上两个观察源于另一个外国“中国通”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专著，这位中国通甚至有个中文名字，叫作马克林（本名Colin Patrick Mackerras），来自澳大利亚，1964-1966年在北京任教，专著题为《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
从领导人的一篇文章看到新中国的外交政策，马克林实际上也给出了他观察中国的角度和方法。
朝鲜战争因此可以看作亲苏外交政策的实践，中国在苏联协助下与美国作战。
中苏同是共产主义国家，为什么当时的美国可以承认苏联，却不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跟双方都有关，米特教授认为。
美国不太可能承认一个刚刚通过推翻美国一个盟友而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政府，而中国也明确表态要“一边倒”，倒向苏联，问题就变复杂了。等到中美之间爆发朝鲜战争，决定两国命运的就不再是外交，而是战斗。假如朝鲜战争没有爆发，历史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中美可能不会在超过二十年时间里不存在外交关系。
结果，二战过后，由美国牵头、多个国家联合签署与日本有关的国际条约《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1951年9月），作为战胜国中国代表签字的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排除在外。
这就给延续到现在的亚太地区一些紧张局势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作为历史学者的米特教授指出，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成为对手，两国学者没有机会交流、政治家不再居中斡旋；在历史研究领域，美国的历史学者没有办法到中国亲眼看看有关史料，中国的历史学者也不可能访问美国，看看美国的图书馆里都有些什么材料，可以说，关于中国、美国、英国在二战期间如何并肩作战这一题目的写作根本就没开始过。这跟欧洲的情况大不相同：在欧洲，法国和德国从战时最不共戴天的敌人变成了战后的朋友，两国历史学者紧密合作，而中国和西方历史学者迟至最近几年才开始一起研究这段历史。
战后亚洲：不一样的观点
能不能说朝鲜战争来得不是时候？
“在我看来就没有哪一场战争来得是时候，战争都是错误的。”米特教授说。
不过，即使这是人类的共识，但对同一场战争、同一个敌人，不同国家的看法也可能不一样。
比如，米特教授就说，中国人对二战的记忆到现在依然非常骇人，南京大屠杀、重庆大空袭、细菌战，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战争罪行。
对朝鲜人而言，无论是南北朝鲜，在很多方面，日本的战时形象也很恐怖。
但在亚洲其他地区就未必如此。
比如在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苏巴斯·钱德拉·鲍斯选择与日本携手抵抗英国，在二战期间没有站在盟军这边，反而对日本敞开大门。但他直到现在依然被印度视为英雄，加尔各答机场作为印度东部最大机场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是因为对当时的印度而言，反抗英国殖民者才是头等大事。
至于菲律宾、印尼或缅甸，日本的占领并不总是受欢迎，却也不像在中国这么充满敌意，所以，战后亚洲的一大问题出在亚洲没有一个一致的关于日本的记忆。
即使在日本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
最好的例子就是，世人最早得以知晓南京大屠杀这一最可怕的二战战争罪行，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1930年代奔赴中国采访幸存者的日本记者在日本主流媒体《朝日新闻》发表的报道看到的。这是日本人在揭露日本战争罪行这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即使在今天的日本，依然有许多记者、教师、教授、政治家全面承认日本的战争罪行，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此开脱。
但确实也有政治右翼人士试图最小化日本战争罪行的影响，有人干脆予以否认，有人有稍微不同的看法，他们没有否认，却争辩说从某种角度看这些罪行跟其他地方的案例没什么不同，这就给承认当时犯下的战争罪行造成了阻碍。
同时应该承认，这一争论在日本本土也是非常激烈的。
说到底，如果日本要跟自己的过去达成和解，像战后德国所做的那样，迈过历史这道坎，这问题就要继续讨论，这一争论也要持续下去。
关键在于，将日本人比作一个整体，认为他们只有一个观点，这不仅不准确，更不利于增进理解。
这让我想起今年2月在日本访问，留意到书店里有很多新出的历史著作，各有各的着眼点。
电影人也不例外，比如2013年下半年日本出了两部关于二战期间日军著名零式战机的电影，分别是《起风了》和《永远的零》，对战争的观点就不太一样。
这还是我拜访的一位日本学者告诉我的，当时我以为关于零式战机的新作只有我知道的《起风了》这一部，他说不是的，还有另一部。
而在今年6月新加坡举行的亚太国防部长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当日本首相在开幕式做出对中国并不友好的讲话，中方代表团就召集现场中国媒体谈了看法，其间不忘提醒我们，做报道的时候要注意这只是日本一些人的言论，中方反对的是这些人，不能简单用“日本”指代他们。
反过来，因为亚洲各国对战时日本的看法并不一致，跟欧洲不同，欧洲各国一致反对纳粹德国，会不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旧金山条约》为什么能在排除中国的情况下签署？
因为没有中国参与，这份条约就只代表一部分亚洲国家对日本以及二战的态度，不能代表亚洲，也起不到《雅尔塔协定》在战后欧洲起到的作用。
而当中国被排除在外，中国作为一个盟友的并肩作战史就被遗忘了，转变为一个政治不方便话题。
进入2014年，中美建交三十五周年，米特教授说他希望通过这本书带给美国读者一个信息：承认中美曾经在二战期间并肩作战，有助于促成中美进行更加坦诚的对话。双方都要认识到，他们在太平洋都有一席之地，谁也不能把另一方排除出去。相反，他们应该找到一种现代关系，能够适应二十一世纪。
“研究历史的意义就在这里，在于找出过去发生问题的根源所在，以及今天可以怎么避免重蹈覆辙。”
当米特教授用这句话结束采访，我想到的是，幸好还有人像他这样愿意专心研究历史，哪怕研究者各有各的角度，却都在为“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名言提供支持。
没有研究就是遗忘。
明年，2015年，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如果日本再拿出新的历史著作，继续为本国战时行为争辩，我们怎么办？
本文作者王尔山，文载2014年9月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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