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派系一旦产生，就以它自己的利益和规律来运行。而官僚集团的争权夺利必然导致价值流散，义超越了忠，私心取代了公利，朝廷成了战场，改革也成了派系斗争的标的。
派系博弈是中国古代精英政治的重要内容，每一个朝代都存在不同形式的派系斗争。纵观历史，派系博弈有一条主线：从士族之间的斗争，逐渐转向士族与庶 族的斗争，并一直持续到唐代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庶族崛起、士族没落之后，才以科举文官集团之间的斗争，取代了以往的士、庶之争。虽然在今人看起来，历史的 潮流是很清楚的，但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那些参与者仍然真诚地辩论、斗争或者相互屠戮，并不相信自己即将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
士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世家”（世代做官之家），主要来自“经学”的传承。所谓经学，即儒家经典之学，内涵以治世、明道、教化、美刺为主，可被视为专为 做官而设计的。其传授、学习和研究并不容易，需经专门的训练。士族是由读书才做官的，所以许多官员本身就是思想文化界的领袖。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读得起 书，诗礼传家就成为少数高门的特权。也因读书传承的关系，各个家族之间形成了庞大的门生故旧网络，相互举荐和支持，“四世三公”等现象屡见不鲜。
秦汉以来，北方世家大族一直占据着中原政治的中心舞台，并且以家族传统、官位位次为依托，形成了不同的士族集团。李唐的创始人就是来自关陇地区的士 族，其家族渊源近可追及李渊的七世祖西凉武昭王，远可上溯到陇西李氏——秦李信、汉李广、李敢、李陵等名将皆出于这个家族。唐太宗曾重新判定《氏族志》， 定皇族陇西李氏为第一等，最有名望的五姓家族包括范阳卢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等。其他士族仅唐山东贵族就有七姓十家、四十四子，皆 是人才辈出之家族。
经过汉末战乱、三国之争、五胡乱华、士族南迁、武后弄权、安史之乱，士族门阀到中、晚唐已呈现衰败的迹象。仅中唐徐敬业一案，武后就诛杀李氏皇族数百 人，大臣数百家；范阳是安史之乱发源地，范阳卢氏几遭灭族。即便如此，士族的影响力和政治作用仍然巨大。而晚唐武宗和李德裕改革，可被视为世家大族希图在 历史舞台上重新崛起的最后一次努力。
李德裕，山东贵族七姓中赵郡李氏的后裔，前宰相李吉甫之子，属“官二代”。李自小就有神童之称。《旧唐书》认为他“语文章则严、马扶轮；论政事则萧、 曹避席”。在宦官弄权、吏治腐败、强敌环伺、王朝将倾之时，这正是一个力挽狂澜的人物。经学的传承者多有理想主义特质。在李德裕第二次拜相期间，发起了自 上而下的变革。这本是一次足以挽救士族和王朝命运的努力。
变革从肃贪开始。在公元841年，几项重要的肃贪举措全面铺开：正月间武宗下诏，凡文武官员贪赃绢三十匹者处死；二月再下诏，凡官员贪污满千钱者处 死；在原来基础上发放两月俸禄，以加薪促官员奉公守法；厉行礼法、提倡节俭，严禁官员借婚丧嫁娶大肆敛财，这些“整顿作风”的做法意在阻绝官员变相行贿受 贿、朋党勾结的路径。
肃贪并非变革的最终目标。对贪官的惩处是为了强化皇权，为此李德裕采取了“收权”（尊君）和“法制”（行令）两种举措。按他自己的话说：“人君不可一 日失其柄也……所谓柄者，威福是也，岂可假于臣下之手哉!”李德裕进入长安，让当权多年的宦官集团闻风戒惧，宦官首领仇士良于会昌三年主动上书请求朝廷准 许他退休，并于当月郁郁而死。从宦官手中收回权力后，为确保国家法令能够落实，李强调严厉执法、清理官员队伍。他任用河东柳氏的柳仲郢，旬日之间裁减州县 冗官1200余名。这对于古代的“小政府”来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在官员腐败和君权不行等问题有所缓解后，人才选拔机制就成为治理能否成功的关键。科举改革是这一时期最大的亮点。作为士族出身、而非科举出身的李德 裕，除增加进士名额外，还要求科举考试停考诗赋，强调文章的政治实用性，这无疑是将士族经学传统纳入科举。以往科举考试有“呈榜”的程序，方便宰相自己点 选亲信，李却主动废除呈榜，以维护科举公平。进士名额也有所增加，有时一张金榜33人，全是寒门才子。连牛党大臣周墀都说“新榜既至，众口称公”。这也不 难理解李被贬海南后，“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不仅如此，这也是唐政府军事上复兴的时期：内平泽潞叛乱，威服河朔；外击回鹘侵扰，兵出西北；取纵横捭阖之术，利用西北各族矛盾，交好黠戛斯，稳定边疆，可谓功勋卓著，威震天下。其成就被称为“会昌中兴”。不过大好局面只持续了5年，改革最终失败于朋党派系之争。
说起来，除了“用兵”这一点外，李德裕和牛党领袖牛僧孺、李宗闵在政见上并无严重分歧。唐代政治派系的产生，和政治观念、社群利益等关系不大，更像是一场延续了40余年的意气之争。
李吉甫因宪宗年间进士考试而开罪牛僧孺、李宗闵。牛、李当权时立刻对李吉甫故旧、包括他的儿子进行报复。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维州（甘孜）吐蕃将领悉 怛谋投降，李趁机收复。但宰相牛僧孺却不愿见到李德裕立功，要唐文宗下诏将维州还给吐蕃，并令缚还悉怛谋及从者。结果归唐者被吐蕃官吏残酷地尽杀于维州城 下，成为大唐的耻辱。至于李德裕的改革，不论其对大唐有无贡献，牛党都必欲废之而后快。这说明，政治派系一旦产生，就以它自己的利益和规律来运行。而官僚 集团的争权夺利必然导致价值流散，义超越了忠，私心取代了公利，朝廷成了战场，改革也成了派系斗争的标的——对此无须存疑，所有这些在王安石变法的新旧党 争中还会重演一遍。
陈寅恪先生认为牛李两党的区别在于，牛党代表科举出身的官僚，李党代表南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但也未必尽然，因为李德裕的改革是让科举制更有效，而非废除科举。说李党是改革派，而牛党是保守派可能更符合实情。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当改革变成了“改革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