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六年唐宣宗即位，这位皇帝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派系斗争进行得非常彻底：李德裕宰相职务被撤，初贬荆南、次贬潮州、再贬崖州；李党整体被清出朝 廷，改革举措全被废除。之所以政令执行得如此痛快，官僚集团的整体支持正是主因。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李的举动代表了士族最后的反击和以经学拯救王朝的 努力。可惜由于派系斗争，李的卓越政治才能付之东流，大唐失去了重兴的最后机会。所以王夫之评价：唐实亡于宣宗。

若换一种思路，派系斗争并不一定会带来政治上的毁坏，相反，在合理的制度设计下，甚至会成为政治发展的动力所在。如果能够以承认派系斗争的合法化为前 提，把派系竞争纳入体制范畴。这样，派系竞争中的胜者不会全盘掌权，败者也不会一无所有。法治规范下的派系博弈，是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考 察，中国古代政治派系斗争离政治文明相去甚远。由于缺乏退出机制，派系博弈往往演变为不死不休的权力斗争，从来不存在政治缓冲地带。胜利的一方得到全部， 失败的一方死磕到底。只要时间足够长，每一派都有机会，每一派也都会成为失败者。而派系斗争不断扩大化，足以导致国家内耗和政治崩溃。所以，解决派系斗争 的死结，不在于哪一派胜出，甚至也不在于将两派都消灭掉（事实上这两种方式大唐都采用过），关键在于派系博弈的制度化建设。

如果说李德裕的改革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将改革变成了“改革派”，即不是解决派系斗争这个死结，而是将这个结越打越死。李德裕本人虽然 写过《朋党论》，激烈抨击派系斗争，但当他成为宰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牛党的人贬谪南方。而放眼天下无敌手的政治地位，又使他过分迷信手中的权力。收权虽 然成功，但原来翰林、枢密和中书门下鼎足分立的权力架构所形成的政治缓冲地带也不复存在。而无限权力即意味着无限责任和政治高风险。在所有人皆翘首企盼改 革失败的时候，只要出一点问题就会全盘皆输。

从历史长河来看，唐武宗和李德裕改革，应是历史赋予大唐，也赋予士族的最后机会。但遗憾的是，他们的改革是想回到一个旧世界，而不是创造一个新世界。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被派系斗争扼杀后，士族再未能翻过身来。随着王朝没落和社会矛盾激化，士族成为众矢之的。黄巢“义军”聚士族而杀之；朱温将名家望族 投入黄河，并笑称让这些“清流”永远成为“浊流”。连年战乱和不断的灭族屠杀，使得北方士族彻底衰亡，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100多年后，宋代的30多家 “名门”，竟无一个可以追溯到唐和五代以前，且均以豪强为名，不以经学为实。士族的消灭，让千年经世济用的学问传统成为绝响。中国也从此告别贵族社会，进 入专制皇权与科举官僚共同统治的时代。
文/唐昊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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