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庚子年，慈禧太后第二次仓皇逃出北京城，“西狩”去了。第一次“西狩”是在四十年前，1860年，因为英法联军长驱直入京师。这一次再以“打猎”的名义出逃，则是因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联军之所以进攻北京，是因为义和团在直隶、京城焚毁教堂、攻击教民、洋人，给了列强军事干涉的口实。
慈禧太后（中）西狩途经代州城休息时赠给店铺掌柜武秉钧的照片，张联友珍藏
义和团运动发端于山东，横行于直隶、京师，并向山西、河南、内蒙、东北蔓延。而东南一片，则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股的拳民。拳民在华北平原而不是东南沿海兴风作浪，这当然不是上帝掷骰子的结果，而是有着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因素。
观察义和团运动的兴衰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汉人督抚多主张对拳民采取强硬手段，满人督抚则给予义和团非常明显的“怀柔”。发生拳乱的直隶、山西、河南、内蒙、东北，当时都是满人当政，如这一年的直隶总督为裕禄，山西巡抚为毓贤，河南巡抚为裕禄的哥哥。
义和团活动区域图
毓贤担任山西巡抚之前，在1899年还当过山东的巡抚，而拳民在山东兴起，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位满人亲贵纵容与偏袒的结果。19世纪末，山东是义和拳民与教民之间冲突层出不穷的省份，近代史上有名的“巨野教案”即发生在1897年的山东巨野县，导致德国借机侵占了胶州湾。鉴于发生“教案”的严重后果，朝廷要求毓贤“随时多方开导，务令民教相安”，但毓贤却向朝廷报告：“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东省二十余年，耳闻目睹，知之甚确者”，倒是教民“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在处理民教纠纷、争端时，毓贤被认为“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稗史说他“奉拳匪为神圣，不惜与其前此冶盗之宗旨相背驰”。
在毓贤的“主抚”政策下，山东义和拳更名“义和团”，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甚至有拳民打出“毓”字旗。山东的许多地方，都设立了拳和团的拳厂，如庄平县有八百多个村庄，拳厂也多达八百个。
义和团的旗帜
毓贤的做法当然引发了列强的强烈不安，他们不断向清廷施加压力，如美国驻北京公使即建议清廷：“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指毓贤）的职位”。那么谁是顶替毓贤的合适人选呢？英国驻北京公使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函中说：“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在列强施压下，1899年底，清廷只好召回毓贤，委任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这里有个细节也值得说出来，毓贤临走前，下令诛杀了著名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显然，毓贤对义和团的“怀柔”，并不是出于真心的同情，而是基于其政治目的的盘算。
袁世凯接替毓贤的消息传出，令对山东局势忧心忡忡的西方列强松了一口气。1899年12月7日，美国驻华公使给美国国务卿致信：“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恢复，我们希望如此。”事实上，老袁为了稳定山东的局势，对义和团确实很不客气。有一则轶闻说，袁世凯到任后，给一些义和团首领发请帖，让他们来衙门表演“刀枪不入”的法术，当这几个首领口吐白沫、神灵附体时，老袁拔出长枪，砰砰两声，将他们打死了。这一招够狠，不但惩罚了义和团首领，而且揭穿了他们装神弄鬼的把戏。轶闻未必为真，但袁世凯对义和团的强硬态度则是真的。他一到山东，立即就颁发《禁止义和拳匪告示》、《严禁拳匪暂行章程》；饬令各府州县募雇壮勇，建立团练，协同官府防剿义和团；对闹事的义和拳民，一经抓获，往往“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在他的铁腕镇压下，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很快陷入低潮。
但与此同时，直隶的义和团运动则风起云涌，据称蔓延到九成左右的州县，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参加。1900年春天，义和团的势力已侵入京师，并在京津一带大规模破坏铁路与电线。义和团势力在直隶地区坐大，与直隶总督裕禄（他也是满族亲贵）的态度有非常大的关系。裕禄对义和团的态度很暧昧，说是“主抚”吧，他曾无情剿灭拳民；说他“主剿”吧，他又曾向义和团下跪，为他们打开军械库。当义和团在京津破坏铁路、焚毁教堂时，裕禄虽然接到请求保护的报告，却迟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导致局势进一步危急，授予列强发兵进京的口实。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当时仍然是李鸿章总督直隶（李是裕禄的前任），恐怕历史将会改写，直隶局面不至于失控。
裕禄的骑墙，是因为他在观望朝廷的风向标。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一直很不明朗，在“主抚”与“主剿”两条路线之间左右摇摆、进退失据。大致而言，当时的洋务派官僚主张与西方列强修好，惩办挑衅洋人的义和团；守旧派亲贵因为不满列强干预慈禧的“训政”与立大阿哥取代光绪帝的计划，则企图借“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给欺人太甚的列强一点颜色看看。可以说，朝廷处置义和团运动的决策，将取决于洋务派与守旧派的势力消长。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顽固守旧势力复炽，所以当前山东巡抚毓贤回到北京时，立即受到载漪等亲贵的欢迎，又“在京结徐桐、刚毅等，多方煽惑，自称为拳首，并捏称义和团不畏枪炮，一派虚言，遍传都下”，随后毓贤便被任命为山西巡抚。
上面提到的刚毅，也是一个在义和团运动中导致局势恶化、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走向正面对抗的关键人物，义和团大举入京，即是刚毅的“招团剿洋”主张所致。此公“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1900年6月，曾受命前往良乡、涿州一带察看义和团虚实，结果他向慈禧报告说，“拳民忠贞，神术可用”，促使慈禧下决心向列强“宣战”。6月21日，清政府下诏“宣战”，并饬令各省督抚将各处“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刚毅则与载勋被任命为统率义和团大臣，率领义和团同八国联军开战。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前面所说的“汉人督抚多主张对拳民采取强硬手段，满人督抚则给予义和团非常明显的‘怀柔’”，不过是表象而已，事情的实质是洋务派与守旧派两套治国方略的不同呈现。洋务派官僚控制下的东南各省，基本上保持着平静的局面，当清廷在守旧势力的操纵下向列强“宣战”之后，主政东南的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则与列强达成协议，拒绝北上“勤王”，史称“东南互保”，避免了战火南下。
义和团运动爆发于华北平原，还跟19世纪末中国北方的社会基础息息相关。著有《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的周锡瑞先生认为，在与直隶接壤的鲁西北，士绅阶层十分薄弱、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正在解体，这为拳乱的大规模传播创造了条件。直隶的义和团即由鲁西北传入。而在士绅势力较强大的鲁西南，拳民势力则受到地方士绅的控制，当袁世凯决意解决山东的义和团骚乱时，士绅群体的存在也提供了配合官府重建社会秩序的机制。来看山东巡抚衙门的一份表扬信：“李万善既与李茂先同赴四乡，竭力劝禁邪术拳会，解散胁从，在事出力，自各查照前案赏给五品奖札，以昭激劝。”说的正是地方士绅协助官方劝禁义和团、然后得到官府赏赐的事情。
义和团团民（资料图）
直隶的情况稍有不同，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时，有大量的直隶士绅加入了义和团，“京城士绅富户，多有设坛者，皆称坛主也”。这是何故？一份对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隶士绅文化心态”的研究发现，与更早接触外来文化的东南诸省相比，直隶一带的士绅普遍存在着强烈的“仇教排外”文化心理，“民间感于历来国耻，及各处教堂教士之蛮横，排外之心甚热，亟愿得相当机会，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愤，以故邑中有识士绅，亦洋洋乐道其事（指义和团运动）”。这一士绅风气，要等到义和团之乱平息之后才得以改观。
东南的“互保”也不仅仅是洋务派官僚的主意，同时还有东南社会力量在推动。自洋务运动以来，东南各省兴办了大批洋务企业，传统与西方文化的交融催生了一个强大的“士绅—绅商”群体，这个既保持着士绅传统又对近代文明抱开放态度的城市精英群体，是东南社会最重要的稳重器。当拳民与洋人在北方乱战之际，汉口九江等地的绅商便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加强对长江和内河的防卫；上海的绅商则组织了一个“东南救济善会”，保护教堂及传教士；上海媒体纷纷刊发《保卫东南商务》、《保全南方之法》等社论，要求东南诸省当局维持中外和局、保障社会稳定。
张謇、陈三立、汤寿潜、汪康年等东南权绅，为促成“互保”，也奔走于督抚、洋人之间，穿针引线。张謇的朋友刘厚生曾透露：“当初张謇与何嗣焜、陈三立、沈瑜庆、汤寿潜、施炳燮六人（均为东南社会的士绅），决定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个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不管张謇当时是否有推倒慈禧的图谋，但“东南互保”的实现，张謇确实发挥了大作用。张謇与刘进入坤一、张之洞关系密切，6月16日，英驻汉口领事“欲派水师入长江，帮助弹压土匪”，张謇得悉后“力阻之”，同时电告刘坤一：“英水师欲据长江，若我不任保护，东南大局去矣。”18日，他策动刘坤一招抚盘踞长江下游的盐枭徐老虎，避免徐老虎响应北方的义和团而闹事；25日，沈渝庆在盛宣怀的授意下，游说刘坤一跟西人签订和约，刘坤一犹豫未决，是张謇的这一句话：“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让刘坤一下了决心，电约张之洞与西人签约。次日，《东南保护约款》遂在上海签订。
可以说，没有东南社会整个“士绅—绅商”群体的同气相求，“东南互保”是不可能出炉的。
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很快就平息了。这场运动产生了一个非意图后果，即以它的失败，证明了顽固守旧的不合时宜，守旧势力被清理出场，刚毅在追随慈禧“西狩”途中病故，毓贤在兰州被赐死，裕禄在战争中自杀。清廷终于下决心延续中断了的维新事业，于是紧接着“庚子国变”之后，又有了“辛丑新政”。这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文/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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