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21日，乔治·马歇尔就任美国第50任国务卿；同年5月，他任命已经因“长电报”而声名鹊起的乔治·凯南为新成立的国务院政策计划署（PPS）主任。在凯南的“非对称遏制”思想影响下，始于1948年4月的美国援欧复兴计划（通称马歇尔计划）成为了华盛顿恢复欧洲均势、构筑对苏遏制前沿的最优先步骤：从1948年到1952年，美国累计对欧“输血”近170亿美元，在支撑经济重建的同时，大大促进了西欧一体化以及美欧经济-政治纽带的加强。不仅如此，由于无力在经济上对抗马歇尔计划，苏联被迫对1945年以来的对外攻势进行收缩，改以军事-政治“铁幕”这种生硬的手段巩固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如冷战史研究泰斗加迪斯所言，马歇尔计划使得美国在“日益扩大的冷战中占据了地理政治和道德上的有利地位”，至今仍被视为输出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绝佳范例。
六十多年过后，国内外媒体和分析人士开始鼓噪关于“新马歇尔计划”的舆论——2014年11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APEC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连通中国与地中海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以及产业合作提供投融资支持。而在不到两周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21国刚刚签署了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以北京为总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世贸组织（WTO）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柏年（Patrick Low）认为，上述举措“是一种严肃的尝试，是为了发挥领导力，并且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形象，从而成为整个亚洲的领袖”。《纽约时报》则以“中国经济外交示好邻国”为题对两则新闻进行了综合报道，逻辑与罗柏年并无二致：中国以输出资本作为提升政治影响力的手段，这和马歇尔计划实属异曲同工。
单从表面特征看，中国的“丝路基金”筹划，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马歇尔计划确有共通之处：它们都以一个增长速度惊人、总量极为可观的经济体为后盾，都由政府行为主导，也都有相应的地理政治布局。但两者的差异同样足够突出——马歇尔计划是对美国长期以来推进美欧经济一体化和美元核心地位的阶段性总结，有助于美国向西欧进行资本输出的制度条件在此前已经创设完毕；不仅如此，美国在选择西欧作为复兴计划的实施地之前，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乃至投资的回报比进行了通盘考量，确认了对欧援助不仅不会血本无归，而且在对苏遏制方面能够提供长期收益。相比之下，中国牵头主导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与资本输出的步骤几乎同时启动，两者需要在推进过程中相互协调和妥协，方能取得预想的成效。而位于“一带一路”周边的国家在政治稳定性、经济发展水平乃至战略地理关联性上远较当初的西欧来得复杂，则放大了投资的风险。
这样看来，与其好高骛远于立即“重现”马歇尔计划的成功，不如先对后者在战略规划和制度设计方面的优点进行检证，辨明其中适用于不同国家对外战略的恒常要素，再谈如何将之付诸落实。而历史背景和利益结构的差异也决定了中国不必完全以马歇尔计划为模板，而应在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资本输出尝试中，探索出与现阶段中国的国家利益相适应的新模式。如此方能实现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承诺——“双赢多赢、互利共赢”，“永远做一个开放的大国、学习的大国、包容的大国”。
马歇尔计划的战略意图
一般研究者在关注马歇尔计划时，往往侧重其经济动机和效果，而忽视了此前的战略分析和目标定焦。实际上，马歇尔计划基本上是乔治·凯南的现实主义对外战略观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它有几点基本假设：首先，国家在可量化的力量指标方面的强大并不意味着在国际事务中就能予取予求，如果不能合理地定义本国的基本利益所在，并以既有的力量对其加以维护和伸张，强国依然有可能走向倾颓。在这方面，凯南批评了以理想化的“国际新秩序”和国际机构的协调作为对外政策依据的“普遍主义”主张——这种批评在今天的中国也已获得默认——而倾向于从自身利益诉求出发，利用现行国际体系的矛盾和平衡达到所欲的效果。其次，即使是在经济总量足够庞大的背景下，无节制、无重心地挥霍力量依然不是可取的路线。一国在安全领域的诉求首先取决于它在世界地理格局中的位置，其次是现有的技术手段对地理潜力的开发水平。例如，19世纪的英国可以采取平时“光荣孤立”、待冲突端倪暴露时再介入欧洲的策略，因为彼时大陆强国的资源动员速度较慢，海权国家享有充裕的时间窗口；而1945年以后的苏联在行动的敏捷度上已经大大提升，美国必须在欧亚大陆建立常态存在，才能对安全危机做出及时回应。
正是从这两大假设出发，凯南认为重点扶植西欧是美国在1948年最明智的选择。其一，对美国这样的海洋经济强国而言，维持关键性战略原料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和最大程度的市场开放乃是基本前提。西欧作为当时世界上规模仅次于美国的制造业基地、单一市场和战略原材料供应地，应当也可以成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资产，而不能放任其落入苏联手中。如果莫斯科借助军事压力和内部渗透，在短期内使西欧中立化、甚至反对美国，则美国不仅将丧失市场和原材料，甚至还有遭遇经济封锁的危险。其二，尽管在资源动员规模上已经日益落后于美苏这样的洲级大国，但西欧包括英国依然拥有全球范围内一流的工业生产能力、军事潜力和技术人才储备。正如1948年3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号报告（NSC-7）所言，“就人力资源和战争能力而言，欧洲旧世界的军事潜力远远超过我们目前承担防卫义务的区域，因为西半球只有美国这一个军备生产国”。而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基础设施是可以通过在短期内投入资本来恢复的。其三，远在“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时代，通过吸收欧洲以外的资源来恢复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就已形成了成熟的运作模式。换言之，通过复兴西欧，美国不必再以一己之力与苏联对抗，而是重启了过去几个世纪里反复生效的制衡机制（虽然需要投入的资源量也较过去为多），构筑起了一条能动的战略内线。
最重要的是，经济实力是此际美国相较苏联最突出的比较优势，而经济复兴会产生溢出效应：它将在心理上恢复西欧对美国乃至西方阵营的信心，并对苏联形成压力。实际上，马歇尔计划的最大胜利恰恰是心理上的——西欧在短期内恢复经济基础之后，立即对苏联及其代理人鼓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产生抵触，并启动了以美国为后盾的制衡机制；而莫斯科自知无法在经济上与美国竞争，只得借助封锁柏林来向西方施加压力，并严令禁止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卫星国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此后苏联推出了针对东欧的“莫洛托夫计划”，以双边贸易模式支持“铁幕”以东国家的经济重建，但这种以百废待兴的苏联经济为依托的“输血”模式效果明显较逊。而美国随后更将马歇尔计划模式移植到日本，在短期内就掌握了当时世界五大重化工业中心（美、苏、英、日、西欧）中的四个；莫斯科不得不另起炉灶，援助中国从头开始建设现代工业体系。两极之间的经济竞争从一开始就分出了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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