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0日结束的土耳其总统大选中，已担任土耳其总理11年之久的埃尔多安获胜，成为土耳其第12届总统。他也是2007年修改宪法以来，土耳其历史上首位全民直选的总统。作为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产物，土耳其的转型过程一波三折，从凯末尔主义的“自宫式现代化道路”（甘阳语），到如今埃尔多安所主张的土耳其特色的伊斯兰民主之路。某种程度上，土耳其问题可以作为思考中国问题的参考——尽管它可能并非正面例证。本文最初于2013年5月1日发表在罗伯特•D•卡普兰的专栏，《地缘政治周刊》于2014年8月26日重刊此文。

当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被易为遗忘的平庸之辈所统治时，担任土耳其总理已有十年之久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却雄心高涨。在他周围，另一个能够散发如此力量场域的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或许只有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西方同样对他感到极为不安。

埃尔多安和普京都雄心勃勃，因为他们都执着于地缘政治论。普京知道，任何负责任的俄罗斯领导人，都要确保俄罗斯在诸如东欧和高加索等地区拥有某种缓冲地带；埃尔多安则明白，土耳其必须在近东地区成为一股实质性力量，从而为他在欧洲获得影响力。埃尔多安的问题是，土耳其介于东西之间的地理位置，具有与其益处等量齐观的弱点。这使得埃尔多安有时会走过头。但他的过度行为有着历史与地缘的逻辑。

故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战败国（连同威廉德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一起），战胜方协约国在1920年的《塞夫勒条约》（the Treaty of Sevres）中瓜分了土耳其及其周边地区，希腊、亚美尼亚、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则获得了领土和区域影响。土耳其对这一耻辱的回应则是凯末尔主义（Kemalism），这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urk）的哲学（姓氏“阿塔图克”意为“土耳其人之父”），这位无可匹敌的土耳其长胜将军，领导着一支军队反抗新的占领国，从而创建了一个贯穿安纳托利亚心脏地带的主权独立的土耳其国家。凯末尔主义愿意割让奥斯曼帝国的非安纳托利亚部分，但以主张一个安纳托利亚之内的、单一民族（uniethnic）的土耳其国家作为补偿。例如，“库尔德人”消失不再。他们从此被称为“山地土耳其人”。事实上，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多元文化的宏伟大厦都销声匿迹。

凯末尔主义不仅拒斥少数族裔，它还拒斥土耳其语言中的阿拉伯字母。阿塔图克冒着提高文盲率的风险，为语言赋予拉丁字母。他彻底废除了伊斯兰教的宗教法庭，禁止妇女戴面纱和男人戴毡帽。阿塔图克进一步重塑土耳其人为欧洲人（而没有仔细考虑欧洲人是否将这样接纳他们），这一切都试图使土耳其远离已经死去的、中东地区的奥斯曼帝国，而使其接近欧洲。

凯末尔主义是一种战斗的召唤：土耳其人对《塞夫勒条约》的军事反应，好比普京的新沙皇主义（neo-czarism）是对1990年代俄罗斯在鲍里斯•叶利钦治下之无序状态的威权主义反应。数十年来，土耳其对阿塔图克的尊崇超出了个人崇拜的限度：他更像一个坚定、仁慈而庇护性的半人半神（demigod），他的肖像俯瞰每一个公共室内空间。

问题在于，阿塔图克的愿景——使土耳其坚定朝向西方——与土耳其横跨东西的地理位置相冲突。一种调整势在必行。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Ozal），一位苏菲派倾向的土耳其穆斯林，于1983年当选总理，提供了这种调整。

厄扎尔的政治手腕，使他得以从坚定的凯末尔主义者——土耳其军方——手中，逐渐夺取了对国内政策的控制，并在一个可观的程度上逐渐夺取了对外交政策的控制。阿塔图克和跟随他的一代代土耳其军官认为，土耳其是欧洲的一部分；但厄扎尔则表示，土耳其的影响力从爱琴海延伸到中国长城。在厄扎尔的构想中，土耳其并非必须在东西之间进行选择。它在地理位置上对两方都极为重要，因此应该在政治上包含两个世界。厄扎尔使得伊斯兰教再次在土耳其受到公开尊奉，他还在之前的冷战阶段热烈支持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通过变得亲美，并且灵活地掌控凯末尔主义权力集团，与其前任相比，厄扎尔更能在伊斯兰化的同时，在最低限度上避免西方制裁。

厄扎尔使用伊斯兰文化语言，来打开接纳库尔德人的大门。1980年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对欧洲的疏离，使得厄扎尔得以发展与土耳其以东国家的经济联系。他还逐渐赋予安纳托利亚内部的虔诚穆斯林权利。在埃尔多安之前的二十年里，厄扎尔视土耳其为一个穆斯林世界中温和伊斯兰教的拥护者，违背了阿塔图克的如下警告：这样一种泛伊斯兰化（Pan-Islamic）政策将削弱土耳其的力量，并且将土耳其民族暴露给贪婪的外部力量。事实上，在厄扎尔当权的最后一年，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这一词语第一次被使用。

厄扎尔在1993年突然去世，开启了一个土耳其政治的松散时代，其显著特征是土耳其昏聩的世俗精英阶层的日益腐败和无能。舞台已经为埃尔多安及其伊斯兰教追随者们准备好了，他们于2002年赢得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厄扎尔来自中右翼的祖国党（Motherland Party），厄尔多安则来自更为开放的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尽管多年以来，埃尔多安本人和一些他的顾问已经缓和了他们的观点。当然，在伊斯兰政治思想和土耳其政治中，厄扎尔和埃尔多安之间仍然有很多人可以列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厄扎尔和埃尔多安好比时代的两个挡书板（bookends）。无论如何，不同于如今欧洲和美国的任何领导人，埃尔多安实际上有着一个与厄扎尔相似的愿景，这个愿景造成了对凯末尔主义的进一步疏远。

不同于阿塔图克对军队的强调，埃尔多安和厄扎尔一样，强调通过文化软实力与经济联系，以一种温和而微妙的方式，重塑一个从北非到伊朗高原和中亚的奥斯曼帝国。请牢记西方最卓越的伊斯兰教学者之一、已故芝加哥大学教授马歇尔•G•S•霍奇森（Marshall G.S. Hodgson）的解释：伊斯兰信仰最初是一种商人的宗教信仰，它使得信徒从绿洲到绿洲联合起来，允许合乎伦理道德的交易。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真正跨越中东和印度洋世界的宗教联系，能够——并且确实——获取有益的商业联系和政治赞助。这就是与后现代世界紧密相关的中世纪精神（medievalism）。

埃尔多安如今意识到，在中东凸显土耳其的温和穆斯林力量，充满着令人沮丧的复杂性。的确，土耳其实际上是否拥有政治与军事实力来实现如此愿景，仍然是不清楚的。也就是说，土耳其或许会尽其所能来增加与东方邻国的贸易，但它仍然难以接近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巨大但如今陷入衰退的贸易额。在高加索和中亚，土耳其需要将影响建立在地理与语言的密切联系之上。然而，普京的俄罗斯持续对中亚国家施加重要影响，并且通过它对格鲁吉亚的入侵以及随后的政治策略，将阿塞拜疆置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在美索不达米亚，土耳其的影响还不能等同于地理位置上更为接近的伊朗。在叙利亚，埃尔多安和他的外交部长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glu）认为，他们能够有效地支持一个温和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反对力量，来取代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 Assad）的阿拉维派政权。但这一看法转而被证明是错误的。虽然由于振奋人心地反对以色列，埃尔多安已经在伊斯兰世界树立了一定威望，但他认识到他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以色列与希腊以及塞浦路斯希腊族地区的关系升温，它们如今允许土耳其在地中海东部的竞争对手与它们在油气领域展开合作。

问题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地理。土耳其是一个由高山和高原所组成的堡垒，占据了介于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之间的安纳托利亚大陆桥半岛。例如，对于伊拉克等地来讲，土耳其显然并非如伊朗般不可或缺；并且，它的土耳其语不再享受阿拉伯字母的益处，而这原本能在地中海东部给予它更多的文化影响力。但最重要的是，土耳其本身被库尔德人的问题所困扰，从而阻碍它对周边中东国家施加影响的努力。

土耳其的东南地区，根据人口统计，是被库尔德人所控制，紧邻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广大库尔德人地区。叙利亚持续不断的分裂，潜在地释放出那里的库尔德人，去加入安纳托利亚的极端库尔德人组织，意图颠覆土耳其。伊拉克事实上的崩溃，迫使土耳其沿袭一种积极遏制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地区的政策，但这又降低了土耳其在伊拉克剩余地区的影响力——这转而又破坏了土耳其影响伊朗的努力。土耳其想要影响中东，但问题是它拥有太多中东领土，从而难以使自己从区域复杂性中抽离出来。

埃尔多安知道，他必须在国内部分地解决库尔德人问题，从而在区域获得更多的影响力。他甚至高调提及一个与奥斯曼帝国有关的阿拉伯词语——维拉亚特（vilayet）。这个词语表示一种半自治的行省——这个概念可能是与当地库尔德人达成和解的关键，但也可能在土耳其内部重新激起他的民族主义竞争对手。因此，他此举是标志性的一大步，力图使凯末尔主义的基础（强调一个坚实的土耳其民族的安纳托利亚）无效。但是考虑到他早已削弱了土耳其军方——这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因此观察者应当对低估埃尔多安保持警惕。他真正的雄心还有待观察。虽然西方精英徒劳地嘲讽普京，但当两人见面的时候，埃尔多安却满腔热情地记下笔记。

作者：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 列娃•巴拉（Reva Bhalla） 康向宇/译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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