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睦仁天皇制定了对外进行扩张和侵略的国策，这种策略就是凌驾在邻近国家之上，就是要失之俄美，取偿于亚洲。
1887年初，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的小川又次大佐，制定了《征讨清国策案》。这个作战方案以5年的准备时间为限，预计在1892年就完成对中国的作战准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甲午战争偶然发生说在日本盛行。如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高桥秀直和日本熊本大学法学部大泽博明等都出版著作支持“偶发论”。他 们主张：第一，甲午战争是由于偶然因素爆发的非计划、非预谋的战争；第二，日本政府出于内政的原因，或者说是偶然的阴差阳错，才不得不开始了并不希望发生 的甲午中日战争。
然而，日本的史料却充分证实：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准备，是从明治维新之后，就开始有策略、有规划、分步骤、多层面地予以实施的。
“失之俄美，取偿亚洲”
16世纪以后，丰臣秀吉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首倡者。1823年，佐藤信渊所著的《宇内混同秘策》认为，日本是乃皇国、神国，而神国理应统治世界各国。他在书中提供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计划是：先取满洲，再征服整个中国。
此后，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中说“割取朝鲜、满洲，并吞并中国，所失于俄美，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而桥本左内则更是主张“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1868年1月，日本天皇专制政权建立。2月8日，睦仁天皇首先在《外交布告》中宣称：“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并在半年时间内，连 续3次大肆宣扬“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天皇的言论充分表明日本近代政权刚建立，就制定了对外进行扩张和侵略的国策，这种策略就是凌驾在邻近国 家之上，就是要失之俄美，取偿于亚洲。
1879年至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的军官和特工通过对中国的侦察研究，汇总为六册的《邻邦兵备略》和《支那地志》。与此同时，日本陆军也制 定出第一份《对清作战策》的报告。其内容是派遣3个师团占领大连湾并袭击福州。然后，“一举攻克北京，迫订城下之盟”。这是近代日本制定的第一个侵略中国 的作战计划，距离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整整15年。
1887年初，时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管西局）局长的小川又次大佐，在两次秘密侦察中国大陆和听取谍报人员的汇报后，又制定了更为全面的《征讨清 国策案》。提出趁中国现在还没有觉醒，先“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其不能活动，方可保持我国之安宁，以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也”。并在作战计划中明确指出： “欲使清国乞降于阵前，以我海军击败彼之海军、攻陷北京、擒拿清帝，是为上上之手段。
这个作战方案以5年的准备时间为限，预计在1892年就完成对中国的作战准备。因为“莫如在欧洲诸国未侵入之前，先行确定统辖彼邦之谋略”。
这个作战方案还提出：日本占领中国后，“则要将自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之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 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东北“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浙江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和台湾全岛”，以及 “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全部“划归为本邦版图”。然后再将中国大陆分割为大小不等的五个小国，指定既有影响，又听从日本指挥的人做国王，分而治之的 目的是有利于日本的管理和统治。
通过《征讨清国策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制定的作战方案，不但是一个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也是一个残酷分割和灭亡中国的计划。
我们把日本陆、海两军制定对中国作战计划相联系比较，就完全可以证明：早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就计划要和中国开战，并且已经开始有组织、跨兵种、讲协作，广泛深入地讨论过对中国开战的构想。但是，1887年，中国的北洋海军还没有正式成军。
1890年3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强调日本一是保卫国家的“主权线”，二是保卫日本的“利益线”。他公开叫嚷，谁妨碍了日本的利益，日本就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来保护日本的利益。所以“两线论”成为日后日本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
1893年，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以旅游为名，亲自带人前往中国实地察看，掌握第一手资料后，川上操六在他的笔记中写道：“确信中国不足畏惧，增强了必胜的信心。”由此可见，日本扩军备战基本就绪。下一步关键是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即可对中国开战。
“一举攻克北京， 迫订城下之盟”
根据天皇对外扩张的谕令，维新后的日本政府便紧锣密鼓地坚持“脱亚入欧”，推行弱肉强食；明确“取偿于东亚”的目标就是进攻大陆：要占领、灭亡朝鲜和中国。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举国上下全力以赴从各方面加快扩军备战。
加快海军建设。日本明治天皇登基不久，就发布谕令：“海军为当今第一急务，务必从速建立基础”。因此，日本首先制定了海军20年造60艘军舰的发展 规划。为筹集海军经费，日本天皇带头捐款，并决心连续6年，每年捐出皇室经费30万日元用于海军建设。官员最多的每月拿出薪俸的15%捐给国家。海军经费 急剧增加，与1881年比，1887年海军经费增加了200%。
为了提升技术含量和战斗力，日本专门聘请法国的舰艇设计专家，针对中国的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不断地创新设计，制造了三景舰，其中松岛舰大炮口径为 325毫米，超过定远20毫米。日本坚持“年购大舰”，海军舰队的吨位，由原来的不足18000吨增加到甲午战前的70000多吨，超过北洋海军 30000多吨。
扩充兵源，变革军制。1878年12月，日本政府在扩军备战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重大军制改革。主要内容是废除陆军省参谋局，设立陆军参谋本部，直接 听命于天皇，以利于军令的快速实施。参谋本部下设管东局和管西局，前者是负责详细调查编制日本国内东部地区的地理、地势，并兼顾库页岛、中国东北和西伯利 亚等地；后者负责调查编制从朝鲜至中国沿海的地理位置、地势走向，皆为“有事之日”做准备。
1879年10月，日本政府修改《征兵令》。新的《征兵令》实施，极大地扩充了日本的士兵来源，增加了可作战兵力，是典型的军国主义。
扩充兵源后，日本又大力引进先进的军事体制。1885年，在陆相大山岩的恳请下，时任德国参谋总长毛奇推荐麾下的麦克尔少校出任日本参谋本部顾问，并在陆军大学讲授兵学。麦克尔讲授的有关兵站之组织、军资运输在作战上的运用等问题，使日本陆军又向近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为了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日本还公布了一连串的相关法规，把陆军和海军军令机关的关系明文规范化，使之成为日本天皇的最高智囊团队。至此，日本军事体制近代化的改革与新建基本实现。
此外，日本还积极研制和开发新式武器弹药。1884年，大阪兵工厂制造了口径7公分、射程5000米的钢铜野炮和射程3000米的山炮；不久，又发明了9厘米口径的臼炮，把原来置于板上便于拉载的炮，改装于炮车之上，停车的同时即可发炮，大大提高了这种炮的杀伤力。
1891年，日本工程师下濑雅允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配制成苦味酸为主要成分的烈性炸药，其燃烧性能极强，在水里、铁板上均可燃烧，而且产生的烟雾为有毒气体，在甲午战争期间，都为日本陆、海军所使用。
同时，日本多次派间谍特务来中国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制定和不断修改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
1888年12月，北洋海军在刘公岛刚刚建立，日本海军大尉关文炳就被派往威海卫及刘公岛，对北洋海军基地及荣成、文登、乳山及烟台等胶东半岛沿海港湾沙滩进行了2个多月的详细侦察。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在荣成龙须岛登陆取得成功，皆靠日本间谍实地侦察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强化侵略扩张，借名发动了甲午战争
为使日本国民拥护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日本政府首先从教育着手。日本政府及其御用学者首先提出：日本是皇国，皇国就是神国，神国就应该统治全世界，这是上天赋予的使命，并把这些观点和思想灌输给日本国民。
1882年，日本就在东京九段建造靖国神社，祭祀战争死亡者之灵魂。同年，日本又以天皇的名义公布了“军人敕谕”，强调军人的武士道精神就是首先忠诚于天皇，进而使军队成为军国主义的有力器具。
1888年制定《军队内务书》，彻底强化兵士必须服从的精神教育。宣扬“日本刀”、“日本魂”，大力鼓动日本军人为侵略扩张战争而献身。
1894年初春，在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之初期，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与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就予以密切关注。4月2日在陆奥外相官邸，陆奥宗 光、川上参谋次长和外务次官林董三人，“私底下协议，出兵朝鲜驱逐中国的势力，把朝鲜置于日本控制下之计划”。自此，日本外务省、参谋本部与日本驻朝鲜使 馆之间就有了频繁的联系和活动。
进入初夏时节，东学道起义军声威大振，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认为时机难得，于是引诱清政府一步一步走进预先设计好的圈套。
日本政府在6月2日就作出了要出兵的决议，并得到天皇的裁可。当晚，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外务次官林董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中将等人在外务大臣 官邸开会商定，日本这次出兵的数量一定要以绝对优势压倒中国。他们决定派大岛义昌少将率领一个编制在七千至八千人的混成旅团开赴朝鲜，并下令日本海军组织 联合舰队同时开赴朝鲜。
6月23日，日本枢密院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日本自6月下旬至7月中旬，围绕如何寻找借口开战，展开了一系列的狡猾外交，对朝鲜进行 威胁与利诱并用；对中国尽量拖延时间，麻痹意志；对俄国、英国则是利用挑拨离间的手段，一边麻痹和压制俄国，一边靠近并拉拢英国，确保英国不会干涉与中国 的开战。
7月25日，日本海军在牙山附近的丰岛海面，对护航的中国舰队及运兵船实行突然袭击。运兵的高升号被击沉，船上871名官兵壮烈殉国。同一天，日本陆军在牙山也突然对中国陆军开战。
无疑，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政府经过26年的精心筹备，抢在中国的洋务运动还没有取得明显成果之时，趁西方列强“没有远征时机及实力之际”，巧借“欧洲各国相互警戒”，伺朝鲜东学道起义之时出兵朝鲜，以武力达到其突然占领朝鲜和对中国开战的目的，并取得成功。
作者：戚俊杰（作者为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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