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一百周年。论伤亡和波及范围，这场战争也许不如二战那么惨烈，但它在欧洲人心中留下的阴影却无以言表——所有人都痴迷于高速发展的现代世界，所有人都向往着大同社会，没有人想到它竟然孕育着到那时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杀戮。

因此，缅怀的人们总会忍不住想起其中的人性闪光点，聊以慰藉。而流传最广的故事，当然是是1914年的圣诞休战，就连英女王的圣诞演讲都提到了它：这一年的圣诞节前后，整个西线出现了广泛的非正式停火，双方士兵跨出战壕，聊天、赠送礼物、交换俘虏、埋葬死者、齐唱圣诞歌曲甚至举行足球赛。实际上停火现象并不限于圣诞，而是在战争早期广泛存在——但1914年的圣诞无疑是最让人感到温暖的一次。

如此美好的故事竟然是真的，这让许多人感到惊讶，甚至是“重新恢复了对人类的信心”——不过，就像所有的故事一样，它有好几种不同的讲法。

绞肉机之外的一战

1916年那场持续九个月的凡尔登绞肉机，导致双方死亡人数达七十万。但这样的场景并不是贯穿整个一战的常态。相反，战争早期一位英国参谋在视察前线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我）惊讶地发现德国人在我方步枪射程内走动，我们的人却视而不见。我心里暗自决定，等我们管事儿的时候一定要杜绝这种事情，这绝不能放任。这些人显然都没意识到我们在打仗，两边看起来都是在遵循‘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这不是个案。这种相安无事的场景在整个战线上的堑壕里四处开花，哪怕高级军官在拼命阻挠，哪怕战争激起了嗜血的本能，哪怕杀人或被杀是起码的打仗逻辑，哪怕上面想打破任何一场局部停火都轻而易举。其最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1914年的圣诞节期。

我们都希望这个故事到此为止，成为人性的美好颂歌。但是故事的背后却埋藏着很多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人类二十万年战争史上绝大部分时候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场景？为什么如此美好的圣诞节到了1915年就只剩下残迹、1916年往后更是无迹可寻？初期的一战，究竟哪里不一样了呢？

对此，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艾克斯罗德（Robert Axelrod）在1985年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答案：博弈论。以下复述的，就是他在《合作的演化》一书中的观点。

囚徒困境和重复博弈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德国兵，看到打对面儿来了一个英国兵。你有两种选择：朝他开枪，不朝他开枪；他也是一样。你该怎么办呢？

假如他选择不开枪。那么你不开枪，双方都没事儿。你开枪，不但自己没事儿还有可能把他打死。当然开枪好。

假如他选择开枪。那么你不开枪，他没事儿你冒风险。你开枪，俩人一起冒险，没准你的火力能压制住他甚至把他打死。当然还是开枪好。

结果就是双方开始交火，就像一场“典型”的战争一样。这其实就是一场囚徒困境，只不过双方不是牢里的囚徒在选择合作和背叛，而是战场上的士兵。

相遇一次的囚徒，当然选择背叛。但是如果两个囚徒相遇多次呢？理论推演和实际模拟都表明，囚徒会“学会”合作——虽然背叛对方能获得短期利益，但是合作却能带来长期利益。

当然，囚徒困境里假定的，是囚徒完全理性并有无限时间思考；而主导战场上士兵行为的，通常是本能、训练、勇气和恐惧——更何况战争形势瞬息万变，“重复”的博弈几乎不可能出现。但是在整个战争史上，出现过一次例外，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

堑壕里的博弈

第一次有案可查的自发停火发生在1914年11月初，是在德军早期快速推进结束之后，双方陷入战壕胶着期的时候。这绝非偶然。

堑壕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双方的基层部队会近距离僵持很长时间，而且换防频率不高。这在整部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场景——今天朝你开枪的那个英国佬，明天也会朝你开枪，接下来几个月也还是会朝你开枪。或者不开枪。

而营作为前线的基本单位，大小也正合适：一个营满编一千人左右，任何时候大约有一半的人在前线。步兵的吃穿都由营负责管理，营内所有的军官以及相当一部分士兵都相互认识。这个单位足够大，可以成为一段战壕的稳定负责者；但又足够小，能够以各种直接间接的方式影响到其中每一个成员的行为。

因此，这实际上形成了一场重复囚徒博弈，而它很容易导向合作。双方的策略十分接近于著名的“一报还一报”：你朝我开炮，我就反过来朝你开炮；但如果对方没有明显的敌对行为，我们也心照不宣地不公然向你们开火。1914年11月，一位军官注意到，炊事员是在每天日落后把口粮送上前线，显然对方也是选择这个时机，以至于那段时间里根本听不到枪声——而炊事员返回连级野战厨房的时候通常漫不经心有说有笑，却也没遭到对方的冷枪。

到了圣诞节，有些地段的堑壕甚至依靠喊话和举旗形成了公然停战。在某一段前线，每天早晨8点到9点被规定为解决“私人问题”的专属时间，在几个特定地点竖起了旗子，表明这里的人不应受到对方狙击手的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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