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事评论》刊发了戈登•戴维斯少将等的署名文章《The Strategic Planning“Problem”》。文章认为，未来的作战环境将更加复杂，现有的教育和军事决策工具不足以解决类似阿富汗、伊拉克国家的少数民族与部落政治、缺少管理、法规瘫痪、文化与宗教规范的多样化、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分子、经济挑战、非法毒品交易、外部国家的干预和跨边境庇护权等这些不易找到方案的复杂问题。作这呼吁向军官团队提供进一步的教育，提供他们在战略层面的合作、交流与影响技能，以及批判性与创造性思维，提供处理复杂棘手问题的战略规划能力。文章编译如下：
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军在追求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一直在与一些复杂的问题作斗争。这些问题包括少数民族与部落政治、多个层级缺少管理、法规瘫痪、文化与宗教规范的多样化、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分子、经济挑战、非法毒品交易、外部国家的干预和跨边境庇护权等。两个战区的计划制订人员都面临着这些问题。可以预期，它们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将成为未来战局背景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陆军就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怎样才能使军官们做好准备，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制订出恰当的战略计划，解决这些不易找到方案的复杂问题呢？
陆军最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集中于各种程序和过程上，计划制订人员使用这些程序和过程理解各种问题并制订出各种方案。陆军着重依赖的过程包括军事决策过程，它在解决复杂但熟悉的问题方面极其有用。这一军事决策过程最适合快速为那些能够用当今条令框定的问题制订有效的行动方案。然而，尽管军事决策过程具有很大的价值，但这一过程不会促使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提出适当的问题，而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扭住复杂但不熟悉问题所必须的。正如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情形所表明的，战局战略及许多战役挑战需要对环境进行更为广泛的理解，这是一种对各种非军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理解，这是一种与各种政府间及多国伙伴进行合作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一种描述环境的活字典。正如马丁•登普西将军2010年所解释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我们发现传统的计划制订过程对于应对作战环境的复杂性是不够的。”
为了解决这种不足，陆军求助于设计，并将其作为军事决策过程的随伴工具，帮助计划制订人员应对与复杂但不熟悉问题相关的问题。设计最初引自以色列战略行动设计理论，它要求练习者在确定方案之前花费相当的时间界定环境并框定问题。设计强调运用批判与创新思维以及重复的解决过程来清晰地理解作战计划制订人员现地面临问题的深度。向陆军引入设计和类似的批判思维技能的媒介是位于肯萨斯州利文沃斯堡的高级军事研究学院。该学院完全接受了这一变革，重新修订了教学大纲，将设计和军事决策过程作为连续的计划制订过程的随伴工具。据说，二者根据情况在制订战役和战术计划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设计现在已经成为高级军事研究学院指挥与通用参谋军官少校课程和学院精选的旅、营长战术指挥官培养计划标准教学大纲的一部分。
英领的论点
然而，陆军设计方法的引进及其纳入职业军种教育和其他领导培养论坛没能解决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对能够在战略层面思考和行动的领导的需求。因此，在进行有关需要完善计划制订过程辩论的同时，出现了另一场辩论，即有关需要进一步教育军官团队，培养其在战略层面进行更好地协调、沟通和影响的技能及总体上的批判和创造思维。发起这场辩论的是保尔•英领中校，他在《武装部队季刊》发表文章称，陆军没有重视其高级领导者的智力创造性。他在文章中攻击了军官职业发展路径，称其为“无益于在高级领导中培养创造性和道德勇气的一个体制”。
尽管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英领的断言值得进一步研究。2007年(与英领发表文章同一年)进行的对所有现役将官履历的审查表明，大约70%的将官拥有地方大学的高等学历，这些人员中近半数拥有地方和军事院校（如国家战争学院、陆军战争学院、高级军事研究学院等）的硕士学位。表面上看，这似乎驳斥了英领的断言。
然而，经过仔细检查，英领所言可能有些道理。许多拥有高等学历的将官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这些学历的，而不是陆军为培养其智力水平而精心打造的结果。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许多将官是在履行其他职责的过程中利用夜晚或周末的时间获得了学历，例如在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时获得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硕士学位已经普及，300位现役将官中只有6位拥有博士学位。这6位军官中的4位是在美国军事学院当教官期间获得其硕士学位的。
比起体制对智力培养兴趣的缺乏，这种专门的教育的缺乏与职业发展时间线与要求有着更大的关系。鉴于《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改组法》、联合任职与关键工作、陆军岗位以及与30年挂钩晋升时限的要求，参加地方高等教育的余地非常有限。许多机会，如海外服役军官或其他职能专业的高等学历，要求军官放弃其作战专业方面的进步机会。对于作战通道的军官，也存在获得高等学历的机会，但他们通常需要在美国军事院校担任教官或另外的机构任职。这种任职经历可持续三年，为此，军官有可能失去掌握成功的营级指挥所需要的重要作战经验，而这种营级指挥又是未来作为高级领导者工作的重要一步。在许多情况下，那些担任更为传统的着重发展作战才能岗位的军官比那些没有担任这类岗位的同辈有着一定的优势。攻读博士学位，以必要的时间设计与撰写博士论文通常会损及军官在陆军的职业生涯。上面提到的拥有博士学位的六位将军，他们都是利用自己的时间撰写的论文，考虑到顺利完成博士所需要的时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寻找方案
2011年12月，奥迪尔诺将军作为陆军第37任参谋长首次视察利文沃斯堡。他要求联合兵种中心司令官大卫帕金斯中将制订一份构想，以弥补重要的能力差距。奥迪尔诺将军在伊拉克领导多国部队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能力差距。奥迪尔诺解释说，尽管他在海外任职期间拥有许多有才能的军官和顾问，但他们缺乏与来自美国及其他伙伴国家的地方及军方官员一同制订可行的战略计划的学术深度和战略计划制订经验。他们希望制订一份构想，系统地培养能够制订大战略和战区计划并能够塑造与军界以外有影响的思想家的战略讨论的计划制订人员。
高级战略计划制订与政策计划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高级军事研究学院制订了高级战略计划制订与政策计划。该计划旨在全国范围内选送资深少校到资深上校野战部队军官参加令人尊敬的博士培养计划，以便在服役任职期间使用新的技能和知识。在入学期间，这些军官要完成其博士课程的相关研究，同时还要接受相关职业教育，掌握战略计划制订人员和领导者在最高层级行动所需要的相关技能。高级战略计划制订与政策计划的成功离不开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筛选合适的军官、提供合适的教育和骑过对战略层级任职的管理过程提供合适的经验。
在这些因素中，经验（历）与教育形成了一种平衡，最终可以培养出“能够进行创造性思考、从战略层面制订计划并能够与政府及学术界各部门高层领导进行沟通”的军官。这一定义包含了这些高级领导者在联合、跨机构、跨政府与跨国环境中的行动能力和与包括外国军地领导者、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和构成现代战场的各种因素在内的重要参与者进行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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