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教在西藏社会既是文化观念上的教义崇敬信仰，又是具有宗教色彩政治统治权力的象征，形成寓政教一体的社会特征。喇嘛教在西藏发展中曾产生过红帽系、黑帽系、花帽系和黄帽系之间的激烈斗争。进而由于宗教派别势力之争，引向政治权势之争。

30米卷轴唐卡“凉州会谈”，萨迦班智达是吐蕃最具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王得知萨迦班智达在吐蕃的地位和影响之后，决定邀请萨迦班智达来凉州会晤，商讨解决吐蕃与蒙古汗国的和平统一问题。1247年，萨班与阔端在凉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并达成共识，将西藏地方正式归属蒙古，使得西藏的生灵免受战争涂炭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征西夏时，曾与西藏的高僧有过接触。其后凉州王阔端将喇嘛教引入蒙古社会。忽必烈成为元朝开国皇帝后，尊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建立了蒙古统治者与喇嘛教首领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后宗喀巴创建格鲁派（黄教）后，漠南蒙古部首领俺答汗与格鲁派以达赖、班禅为首的喇嘛教首领，建立了“施主与祭司”的密切关系。

元代，喇嘛教高僧来蒙古地区弘扬、传授佛教哲理和普渡众生的佛法理论，使喇嘛教战胜了蒙古人原始皈依的萨满教等阻力，成为蒙古社会宗教文化的主流而发扬光大。喇嘛教以慈悲济世，普渡众生教义，使蒙古人虔诚地匍伏在神佛面前顶礼膜拜，形成蒙古社会从王公贵族至平民百姓，虔诚崇敬喇嘛教的巨大影响。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建立大量寺院，蒙古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男性出家当喇嘛，在寺庙里聆听高僧宣法、诵经、传艺，学习宗教哲学、天文、地理、绘画、艺术和藏医、藏药等技术知识，并对蒙古文字创造、宗教哲学、医学、艺术等发展，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精通蒙、藏、梵文的高僧，把大藏经、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经典，译成蒙文，在蒙古社会广为传播。因此，喇嘛教成为启迪蒙古人思想，获得文化知识的园地。

自元初，蒙古统治者将喇嘛教引入蒙古社会，它不只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喇嘛教的教义，来肯定他们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清代统治者，更深知蒙古人对喇嘛教崇信的观念，大力扶持鼓励发展喇嘛教，以利用喇嘛教来麻醉人民的思想，巩固其对蒙古各部和边疆民族的统治地位、使其成为维护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

一、13世纪阔端、忽必烈与喇嘛教的关系

据《蒙古佛教史》、《蒙古政教史》、《智者喜宴》等文献记载，1227年（火猪年）成吉思汗征西夏时，率领蒙古武装渡过黄河进攻积石州，破临州、洮河、西宁等地，进入吐蕃“密那克之地”击败吐蕃军队。沿途摧毁许多佛寺，时有穿着西夏服吐蕃红帽系的蔡巴·噶举派喇嘛巴东库哇、旺秋扎喜等人被俘，他们通过翻译向成吉思汗讲佛法的因果关系，成吉思汗接其教义，尊其为“长老”。吐蕃卫藏地区封建领主闻讯，即派遣蔡巴噶举派贡噶多吉为代表，前去会见成吉思汗，申其愿归顺蒙古，并请求派遣喇嘛携带佛像、佛经前往蒙古地区传教。同时“祀奉之三宝物（佛教术语：指与佛、法、僧有关的物品）和僧众，……（奉）成吉思汗成为（吐蕃）佛教之施主和法王。”成吉思汗接受其请求，并发布诏书，免除佛教僧人差税、兵役，不准在寺院驻兵。又据《安多政教史》载：有一个在青海出生名叫：西格格西僧人，在萨迦学经后，前来蒙古传经，拜见成吉思汗，因他能作法降雨，受到敬重，留在成吉思汗身边。

1229年，窝阔台即大汗位后，将甘、青和原西夏的属地，划归其二子阔端（贵由汗之弟）为封地, 称“凉州王”。1239年，阔端派遣大将军多达那波率蒙古军从凉州出发，于1240年，经青海进入吐蕃地区。蒙古军“在朵堆、朵麦和索曲等地，到处杀人放火，烧毁佛堂寺庙”，在著名的热振寺，有“五百多僧人被杀”，使吐蕃全境地动石颤。不久，多达那波率蒙古军打到拉萨河上游的止贡寺，时因卫藏各派势力分裂，无力抵抗。于是萨迦、帕竹、止贡、蔡巴和达垄等各教派首领向多达那波表示，愿归顺蒙古。

元世祖出猎图（局部）

多达那波向阔端报告了占领吐蕃情况，奉命邀请止贡寺主“京俄扎巴迥乃到蒙古地方传教，他未亲去”。转而推荐邀请当时在吐蕃各教派中势最大，学识渊博，名声远播的萨迦派首领萨迦钦·贡噶坚赞（即：萨迦班智达）大师。进而他还鼓励萨迦钦·贡噶坚赞说：“为了整个吐蕃的利益，你应前去会见蒙古的首领。”

1240年，多达那波返回凉州，向阔端报告吐蕃各派情况。他说：“闻萨迦班钦·贡噶坚赞喇嘛之盛名，遗使入藏，致书于萨迦班钦，陈述召彼赴蒙地弘扬佛法意。”并建议蒙古军占领吐蕃后，任用有声望宗教首领协助统治的重要性。阔端采纳了多达波的建议，下诏邀请萨迦派首领萨·班·贡噶坚赞，前来凉州商洽吐蕃归顺与传播弘扬佛法事宜。

1244年，时年63岁的萨迦班钦·贡噶坚赞率其两个侄子（10岁的八思巴、6岁的恰那多杰）前往凉州。途径一年多艰难跋涉，于1246年，抵达凉州。当时，适逢蒙古大汗窝阔台死后，选立新汗，阔端前往漠北哈喇和林，参加新大汗登极庆典。1227年，阔端从蒙古返回凉州，与萨迦叔侄等会见。时因长途劳累阔端身患重疾，届时“萨迦班钦用狂猛烈狮子吼法除其病，并向可汗及其眷属传授喜金刚灌顶等法，又示现种种变术”深得阔端全家的尊敬。萨迦班钦在凉州七年，除洽商吐蕃归顺事宜外，还向蒙古官民“弘扬佛法，饶益众生”，赢得蒙古人的信仰。阔端当将藏传佛教奉为诸宗教之首，赋予崇高地位和权利，并为他兴建宏伟的幻化寺，许他向蒙古各地传授佛法。

1247年，萨迦班钦写信给卫藏、前藏和阿里等地各派首领，劝其凡“自动归顺（蒙古者），各地官员可由本部族人中委派。”蒙古人对归顺者各部族的百姓税赋和差役均可减轻。并说：“蒙古王之军队，多至不可胜数宇内当已悉附于彼。从彼者则祸福与共，非真诚归附，阳奉阴违者，则王不认其为臣属，且终必灭绝之。”吐蕃各派的首领见到劝降信后，皆表愿意归顺。从而萨迦班钦为吐蕃避免遭蒙古军洗劫之灾、并对蒙元王朝实现对吐蕃地方的大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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