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达颜汗与俺答汗等的关系

1618年，藏巴汗丹迥旺布鲁成为红教首领，建立噶马王朝政权。藏巴汗掌握西藏政权后，对黄教（格鲁派）施行摧残迫害，并下令不许寻访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自宗喀巴创建黄教（格鲁派）以来，在西藏、青海和西康等地发展180余年，不仅受到广大藏民崇敬，并得到蒙古王公的支持和拥护。1622年，格鲁派寻访到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罗桑嘉错，六岁时，在四世班禅罗桑曲错主持下（拜班禅为师），受沙弥戒、比丘戒。由拉萨三大寺僧众迎至哲蚌寺坐床供奉，为五世达赖喇嘛。

当时，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因不堪忍受藏巴汗的压制，离开拉萨，躲藏南山地区。“1641年，五世达赖密（驻青海）招屡立战功的固始汗（名丹增却吉嘉错）进入西藏”护教。

1642年，固始汗增却吉嘉错，应邀率蒙古军进藏，驱逐红帽派首领藏巴汗，占领日喀则，尽夺噶马政权。随即将藏巴汗等俘获处死，藏巴汗政权随之灭亡。固始汗在夺得控制西藏大权后，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位蒙古军事首领把最高的宗教权利让给与他合作的黄帽系的达赖喇嘛，这使得黄帽系，即格鲁派占有超过红帽系的优势。又在蒙古头领固始汗支持下，时年，十九岁的五世达赖执掌了西藏的宗教大权。

1645年，固始汗作为格鲁派庇护者，赠予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池巴（寺主）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意为：大学者、大师）的尊号，并向他受戒求法。从此，为格鲁派首领达赖、班禅的活佛转世奠定了基础。而固始汗直至1655年去世前，一直支配着统治全藏的政治权。

17世纪初，“后金”政权，推翻明朝的统治。后金统治者努尔哈赤，深知利用喇嘛教安抚西藏和蒙古各部，巩固其统治权的重要性。于1621年，主动与西藏喇嘛教首领和蒙、藏封建主建立“联盟”关系。据《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载：有一名叫：干禄达儿罕囊素的西藏喇嘛，不惮跋涉，东历蒙古诸部，阐扬圣教。努尔哈赤对他顶礼膜拜，十分尊敬。同年，干禄达儿罕囊素圆寂，努尔哈赤下令为他建祀祈塔。努尔哈赤死后，清太宗皇太极继皇位，起初他极力反对满族信奉喇嘛教。后于1634年，征伐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兵败逃青海大草滩病故。在察哈尔部的墨尔根喇嘛将该部珍藏的护法金佛“嘛哈噶喇”献给皇太极。皇太极深知利用喇嘛教征服蒙古具有重要作用。一改反对喇嘛教，为提倡尊奉保护。当即向金佛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于1638年，下令在盛京（今沈阳）西郊修建胜实寺供奉“嘛哈噶喇”金佛。

1642年，西藏达赖、班禅遣使与清王朝皇帝通好，建立“施主关系”。并派遣赛青曲结为代表，于1643年抵达盛京拜见皇太极。清“太宗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太宗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之礼毕，伊喇固克散（即赛青曲结）等奉达赖喇嘛之书及黄氆氇上，太宗立而受之，遂携手相见。”1644年赛青曲结返回西藏，带回清太宗致达赖、班禅、萨迦法王等人的亲笔信和赠送盛多的礼品。

布达拉宫壁画：五世达赖朝晋顺治皇帝

清朝入关后，更对蒙古人信仰的喇嘛教大力提倡保护。顺治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以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此时，恰逢漠北“喀尔喀三汗奏请发帑使，延达赖喇嘛”来蒙传法。为此，顺治帝即派遣使臣赴西藏问候达赖、班禅，并赠大量银两在各大寺熬茶、布施。1651年，顺治帝又遣恰噶喇嘛、喜饶喇嘛二人赴西藏，敦请五世达赖前来北京会晤。次年，达赖率僧俗官员三千人，经青海抵京觐见顺治帝。顺治帝福临“曲尽优渥”，隆重接待五世达赖一行。

1653年，达赖返回西藏时，顺治帝在南苑德寿寺设宴为他饯行。并派遣礼部尚书觉罗朗丘、理藩院侍郎古达礼等赴代噶地方，送去清朝政府用满、汉、藏文字镌刻赐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金册。顺治帝赐给“达赖喇嘛”的封号和金册、金印，进而巩固了达赖为西藏喇嘛教领袖的地位。同年，清朝政府又派遗大臣入藏，正式册封控制全藏实权的蒙古固始汗为：“尊行文义敏慧固实汗”，并赐予用汉、藏、蒙文镌刻的金册、金印。 当时清朝政府沿未直接对青海、西藏行施统治权，对固实汗赐予金册、金印，是对他拥有统治西藏、青海地区首领地位，加以承认和安抚。清朝政府承认达赖为西藏宗教领袖、固实汗为西藏政权统治首领，是对二者实行政、教分治的肯定。这一影响遍及于蒙古各部后，蒙古各部封建主闻风争相派遣使者，纷至拉萨，向达赖喇嘛叩拜，供奉大量布施，熬茶诵经。更进一步密切了蒙古封建主与西藏格鲁派宗教首领之间的关系。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元代以来喇嘛教对蒙古社会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