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年—1900年，东亚朝贡体系中，战争非常少，即康灿雄所说的“长和平”，而欧洲大陆则战争频发。二战后，欧洲各国决定推动地区一体化，进行多边 协调，它们根据当时的条件，并且吸取历史教训，选择了自己的战略。从1960年代起，东南亚国家选择了另一种秩序，即松散多边秩序体系。当今美国主导下的朝贡体系，之所以战争很少，与当年的中华朝贡体系，是由很大相似性的。也就是说，今天的美国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没有什么新的手段，它与当年的中国是一样的。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图
2014年7月5日—6日，第七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在北京召开，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做了题为“中国崛起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旨发言，要点如下。
2014年第七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主旨论坛
中国崛起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主持人：孙学峰（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发言人：秦亚青（外交学院院长）、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秦亚青
传统的、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体系决定论为主。但现在，实践理论的兴起，给了我们一条完全不同的理论路径。实践理论是继建构主义之后，理论潜力最大的一个范式。目前，实践理论的主力军，并不是美国学者，有很多是加拿大学者，还有欧洲的一些学者。
比较体系研究，也是非常具有潜力的一个方向。我这里只举三个人。第一位是瑞典学者Eric Ringmar, 他曾经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他比较了中华朝贡体系、日本幕府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异同，他用语言学与戏剧理论做研究。世界是行动者perform出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通过实践产生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不是简单地由体系决定的，中华朝贡体系、日本幕府体系就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规则大不相同。韩裔学者康灿雄也认为，朝贡体系是中国与朝贡国之间教化、学习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体系决定论。许田波认为，具体的行动者的战略选择的不同，使得中国走向了大一统，欧洲走向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上述理论，都不是由美国学者创立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地区的经验中得出来的，而且在国际上引发了很大的反响。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即体系决定论是不是可以颠倒过来呢？这就不是体系因素决定体系转型了，而是行为体、行动者自己的战略选择、战略互动决定了体系的变化。
我们看一看，近期的历史中，存在过哪些历史体系？可能包括权力秩序型的体系（单极体系、两极体系，但两强也可以联合起来，实现共治），同时也包括规则秩序型的体系（主要指制度体系）。在以制度为基础的体系中，各国不再寻求谋求权力主导权。最后一类是混合型。东盟就是例子，各国之间散而不乱，充分协商，相互照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国际体系呢？体系因素会发生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实践，即它们自己怎么演出这台戏。我们可以回忆，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确成为了超级大国。但更重要的是，美国自己如何去进行战略选择的问题。冷战后，美国决定用强大的实力，支撑其全球霸权战略，打击不听话的国家。结果，美国犯了重大的战略错误，这些错误值得全世界的人进行反思。
1300年—1900年，东亚朝贡体系中，战争非常少，即康灿雄所说的“长和平”，而欧洲大陆则战争频发。二战后，欧洲各国决定推动地区一体化，进行多边协调，它们根据当时的条件，并且吸取历史教训，选择了自己的战略。从1960年代起，东南亚国家选择了另一种秩序，即松散多边秩序体系。欧盟的扩大，只吸纳民主国家。但东盟则不一样。一方面，它们的效率很低，但另一方面的确很民主，化解了很多问题，照顾了各国的面子。西方人认为东盟是一个松散的“面条碗”，但东盟国家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也许这种秩序对其他地区更有借鉴意义。
就理论本身而言，它不是一个超然的大脑思考出来的抽象的东西，而是基于很深刻的草根实践而来的。所以，中国的实践、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系列战略决策，都可以从实践理论中得到非常好的素材。现在，世界上可能会出现两种体系。一种是中美对抗，另一种就是松散的多边协调。到底要走哪条道路？这并不是体系本身规定的，而是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战略互动，我们应该努力保持张弛有度，不搞战略冒险。在这一方面，理论创新的余地是非常大的。
阎学通
秦老师对最近刚出现的理论，做了一个细致的解释。最主要的就是，现在的学者们在学习新的范式，不想再受到体系理论的束缚，不再在体系的框架下去思考问题。我现在做的道义现实主义，也是想跳出原来的框架。我们中国学者学习理论的过程，是先介绍，然后再综述、分类。综述是需要一定的能力的，不仅仅要说它是什么，还要说哪些理论之间是一样的，哪些是相似的，哪些是不一样的。之后才是创新的过程，我们中国学者的创新，应该是从90年代后期才有的。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理论的创新呢？我想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研究对象的改变。我们知道，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有很多。你可以研究行为体、规范、体系、秩序、格局、结构。你改变了研究对象，你就会发现自己能有所创新。第二，你可以改变自己的研究方法。最早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很多是从哲学角度开始的，后来又加入了历史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研究。现在，我们有了定量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还有很多。第三，是研究问题的方向不同，或者叫路径不同。例如，都是研究国家的决策，但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比如戏剧理论、观众理论、实践理论、环境理论来进行研究。侧重点不一样，你也是可以创新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想说一下，我们中国学者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思考自己的创新？在这个世纪，导致国际关系发生变化的最大因素，就是中国的崛起。没有其他的现象，能比这个现象更能引发世界的变化。无论是那些希望中国强大，还是不希望中国强大的人，都无法回避这个事实。宣传中国威胁论的人，前提也是这个。我们作为中国学者，你恰好生活在这个国家，你在这个国家长大，你对这个国家有文化上的理解，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其他国家的人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因此，你未来几十年的创新点，就是研究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因为你可能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因此你的研究可能更加接近于事实，更加接近于客观规律。
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国际关系理论为什么会有创新？国际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如果它不发生变化，那就不会出现理论创新。只有当你发现新的现象，并且原来的理论不能够解释新的现象，你才会有理论的创新。我们知道，二战结束后，在五十年代，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提防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一战、二战之间就相隔了20年，当时没有人知道后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发生。又如，Waltz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理论提出二十年之后，冷战就结束了，原来的理论不适用了。这就好像是文学创作，一切都要来源于生活，你先有了好的生活实践体验，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演员要先真正体验某一个角色，然后才能演好某一个角色。
现在，很多学者都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英国、美国有一些学者也参与进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理论创新者，已经不再是欧洲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学者。邝云峰比较了中美两国的朝贡体系。他认为，当今美国主导下的朝贡体系，之所以战争很少，与当年的中华朝贡体系，是由很大相似性的。也就是说，今天的美国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没有什么新的手段，它与当年的中国是一样的。因此，这篇文章现在很火。我认为，他的研究之所以被人关注，是因为他借鉴了东亚的历史、文化，而不是像以前的欧洲学者单纯地借鉴欧洲的历史、文化。现在，还有一些印度学者，也想通过印度的历史、文化来发展国际关系理论。
我们的理论，之所以被称为道义现实主义，是因为我们发现，东亚的人对于道义的认识，是与西方不一样的。我们东亚人认为，道义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实力。道义现实主义的很大突破在于，我们关注“领导”（leadership）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重新关注国家，但是他们没有关注“领导”问题。60年代，有的学者研究领导类型，包括国际领导、国家领导。美国心理学曾经将国家领导权分类，有的总统能够适应大众还能够具有领导能力，有的总统能够适应大众但缺乏领导能力，有的不适应大众但具有领导力，有的既不适应大众也缺乏领导力。后来，由于体系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都被边缘化，被认为是“不科学”的理论，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如何进行科学化？我们的道义现实主义，可以看作是向领导权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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