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启蒙所代表的世俗的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是一种工具理性，以破坏自然为代价求发展。如果按这条路走下去，人类的存活就成了问题。
何为人，是当今哲学研究领域的大问题，儒家的超越突破即基于对人的全面了解之上，并非向往一个遥远上帝或天主，而是关心“人”究竟是谁。现实中入世就是接受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富强——钱和权。孔子说入世，是否就是这样的？入世就是要变成世俗之人？这要看其有没有对人的全面理解——从家庭、社会、国家，天下乃至天地万物不同层面去看。我总觉得，把孔子的入世思想说成是世俗的，而消解其精神性以及宗教性，对孔子是不公平的。
“仁”作为人的核心价值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为什么新教的清教徒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这群清教徒是离世的、超越的，他们是站在上帝的维度评断这个社会，对社会提出彻底批评。这些人想在世界上创造财富，但又非常勤俭节约，他们守着基督教教义，做个穷人。资本主义财富就积累起来了。
如韦伯所讲，资本分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古希腊、中国都有。工业资本就是资本的大量积累。创造并积累大量资本的人并不认同这些资本，创造以后再创造，变成了不可控的一个大机器，这是它发展的原因。更有意思的是，它是反基督教基本精神的。韦伯引用一个牧师的话说：财富对于基督徒就像一件外衣，随时可以脱掉，没想到，韦伯提醒我们，一百年后这件外衣已成为铁笼。在基督教义里，富人要上天国比一个骆驼穿过针孔还要困难，资本主义的兴起竟和新教伦理结合在一起了，结果当然是基督教的世俗化。
我们再来看“孔颜乐处”。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三月不违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福禄寿都没有，却有内在的价值。现实价值上，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是指主动自觉的行为，“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颜渊》）。我们都有取得“仁”的自由，在这一点上人人皆是平等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好比一个人的仁是“天下归仁”的前提。虽然这句话孔子只是对自己学生的回答，但也面向任何人，是为众生讲的，不仅是儒家论说。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都适用。
从孔子开发出来的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仁”，经过了几个世纪：《中庸》里有“智仁勇三达德”，孟子有“仁义礼智四端”，一直到汉代有”五常”（仁义礼智信）。这是经过具体的讨论、辩难和实践发展出来的。为什么在这个框架下，特别突出仁？第一因为它是通德。任何价值如果和仁没有关系，就不圆融，或容易被异化。没有任何价值能够脱离仁，所有的价值也都能丰富仁，如义礼智信乃至孝悌和平。
有人认为孔子是想得到官位获取权力以行道。这是对孔子的极大误解。孔子所说的政，不是权力的安排，是领导者以身作则，大家安分守己，为所有人创造能充分自我成长的条件，和道德理念紧密联系。
不少学者认为政治和道德必须分开，政治的领域和道德领域的公私分明，批评儒家是泛道德主义，对民主政治和政治过程方面也缺乏认识。于是强调儒家讲的只是个人修身问题，没有公共性。如梁启超就认为儒家有私德没有公德，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五伦关系”主要是私德，儒家体现的不是个人中心，就是家庭中心、社群中心，没有公共性。从儒家思想体系的实际来看，这些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
“天”的超越性与孔子的行为选择
孔子对人的精神的全面反思，后面有一个超越的天的理念。这个超越的理念，《易经》有明确的表达，在《尚书》，《诗经》和《礼记》中也隐约能看到。这是内在超越（imminent transcendence）。在西方神学，外在超越理念是历史性（historical）思维，基督教很明显，伊斯兰教、犹太教都有。另一种则是宇宙论的（cosmological）思维。民间的、原住民的，或佛教的、儒家的，多半是属于宇宙论的思维。在外在超越性的宗教中，对进步对发展非常强调。但在宇宙论的视野之下，对世界有着更宽广的了解。可以说，儒家有一种“人类宇宙”（anthropo-cosmic）的观念，和孔子讲的“为己之学”没有任何矛盾。学者为己，就是要发展你自己的仁德，这个仁德是要通向外面。郭店竹简出土的“仁”字，上“身”下“心”，为仁。儒家讲人的主体性就是他的身心，这个主体性和整个人类要连在一起。
孔子周游列国并不是为了要做官，而是为了行道治世。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信念——社会是不公平的，有各种不同的等级，各种不同的差别，具体的人都是独一无二，在这样的社会里，越有钱有权、越有影响力、越能掌握资源掌握信息，就越应该对这个社会的和平、稳定和健康负责任。
从春秋战国以来，只有极少人有那么大的权力，国君的权力最大。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就是要从这批人来改变他们的心理。孟子讲“无恒产”就“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士就是没有资源没有钱没有权，但他有志向。现在中国是“有恒产而无恒心”的人特别多，他们对资源、对钱权的掌握可谓空前希望也是绝后，但心态却是利己主义。也许他们会做慈善，但内心有无社会责任感就非常难说。
我前面介绍孔子的“仁”，说它是每个人都该有的，贯穿所有价值，所有的价值反过来都丰富它的内容。孟子建立了一个以性善和王道为基础的治道（仁政）。孟子的民本思想不是一个泛说，而是每一个人的存活繁荣都在关照之中，这是本；国家次之；君，即最高的领导者，则最轻。民本思想的基础就是所有人都能扩充自己作为人的“仁”。这是儒家的基本信念。这不是短视的、现实的而是继往开来的宏观视野。孔子之时已有道统的意识，道统具有承继性和未来性，张载说“为万世开太平”，即不是为了一两代，而是千秋万世。
必须突出的观念是“天”。天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天最终极的价值是创造本身，但不是无所不能的。因此人的参与是关键。人不仅是一个观察者、欣赏者，还是一个参与者——“赞天地之化育”。《中庸》曰：“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以可与天地参矣。”这是天地人，是儒家到后来包括董仲舒讲的“天人合一”的标准。董仲舒考虑的不是为现实政权服务的，他是以一个宽广的神学体系限制现实掌权者不合理的行为。“天”在先秦有个非常宽广的人文视域，集中在对人的自我了解这一基础上。所以孟子才讲“尽心知性”“知性知天”这些重要课题。这是承继子思子，也是颜回的精神，任何人都可以学颜回。
儒家做人的道理具有普适性
已故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Shils）曾说，孔子所代表的精神，是今天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甚至是公民社会最全面的古典陈述。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特别在雅典，学生大多是精英，没有“有教无类”的观点，因为百分之五六十都是奴隶，不可能受教育。然而今天公民这个观念有三个要件：它是文明而不是野蛮，它崇尚文而不是武，它是民间的而不是官方的。这三个要件，孔子全部具备。孟子学孔子，其思想也很明显。孟子以后，荀子、董仲舒、二程、朱熹、陆象山、王阳明……这些人都是继承这样的精神。
在各大轴心文明中，儒家发现的做人道理本身即具有普适性，它不是地方知识，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特色。现在这些价值全都没有体现。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这些价值有没有价值，还是我们不理解，忘本了，或犯了健忘症？这是需要中华民族各行各业的知识人痛切反思的大课题。鲁哀公曾问孔子，你的学生哪个好学？孔子说有一个颜回，可惜早死了。孔子只称自己和颜回好学，学不是内化技能，而是觉悟的觉，是人的自我反思，是人的价值的凸显和体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金科玉律。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间，大家逐渐了解和尊重对方，不要利用这个机会来传教，也不是用这个机会来改变人家对我们的误解，而是发展自己倾听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视野，为了我们共同创造更伟大的事业（人类和平相处之道）。这才是文明对话的目的。
基于这一原则的对话，各个不同宗教之间都可以。这样的对话——如果我是个佛门弟子，和基督教对话以后放弃对于涅槃、对于轮回的基本看法，那我就不是佛教徒了；或者我是基督徒，对话以后对上帝、对三位一体、对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些不相信了，那也就不再是基督徒了。通过平等对话，基督徒可以从佛教那里获得很多资源。伊斯兰教徒也可以从犹太教徒那里获得很多资源。在文明对话的场域里，儒家的确有特色。儒家传统没有强烈的排他的原教旨主义，自始至终都可以体现开放多元的大气。儒家有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和自我反思的反馈系统，也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孔子也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和博爱相同，但不把我认为的真理强加于你。
你不能不选择你是“人”
你可以讲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仁、义、礼、智、信或孝，有不同的认识。比如我有不少英美的朋友就认为儒家最重要的价值不是“仁”而是“礼”，没关系，我们还是好朋友，大家还是共同讨论儒学。新加坡华人最认同的价值是孝，对日本儒者而言，最重要的价值可能是忠。这些都可以讨论，唯一不能讨论的是这样一件事，我最近才逐渐明确——你可选择宗教，但你不能不选择你是“人”。如果你要做一个基督徒，你必须选择；如果你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但你不受洗，从来不自觉，那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作为一个人，出生即如此，无可选择。
现在所有伟大宗教传统都碰到一个世界公民的问题。以前我们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恐怖主义”没什么担忧，现在忧心忡忡。不能说一个宗教徒向往的是未来的天国、净土、彼岸，这个世界本就是个污染的红尘。比如中国的当代佛教，很多地方和儒家相契。从太虚开始，就突出佛教的入世精神、人本精神，注重生活禅。他说以前佛教重智轻悲，现在应该重悲轻智。我想不一定要轻智，但要重悲。太虚提出“人生佛教”，印顺提出“人间佛教”。台湾的佛门高人，如星云、圣严、慈济等，都关注人间净土，这是佛教的转换。关爱地球，有社会责任，也是基督徒近来的转换。 那我们能不能说“仁义礼智信”是普适价值？适用于未受到儒家影响的社会，这就是普适价值。从历史发展来看，儒家多多少少都是地域性的，它有阶段。第一期的儒家，不单属于曲阜，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命脉。从尧舜禹汤文武发展下来，佛教文化传入后，儒家吸收了佛教的精华，佛教进一步丰富了自身的内容。到第二期，宋明理学，也在朝鲜日本和越南发展，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今天我们要复兴儒学，让它有第三期的发展。我们都很急迫地想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但文化，和政治经济最大的不同，是要靠人的自觉。
我们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相当一批富豪、精英、中产阶级，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极少数，掌握很多资源，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有好多不同的护照，孩子可以送到欧美读书，各种选择都有，世界不同的国家也都买我们的账。这种情况下，这批人的走向如果跳不出钱权、利己主义、跳不出资本主义恶性的游戏规则，那不仅是中国的悲剧，还将是世界的悲剧。
这些人有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能不能重新起步？第一个得看能否跳出世俗的人文主义。现在对社会宰制最大的就是世俗人文主义，包括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批评的那些资本主义、后殖民主义。比如对资本主义本身严厉的批评，就是它的资本积累本来应该使所有人受益，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却成了受害者，差距太大。这个巨大的差距，当然会促成社会不稳定。需要在人的自觉反思中重新考虑这些问题。西方启蒙所代表的世俗的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是一种工具理性，以破坏自然为代价求发展。如果按这条路走下去，人类的存活就成了问题。
儒家传统虽然是跨时代的多元的，但有它的核心价值，且这一核心价值一定是普适的。所以在文明对话中间，涌现了一批自我定义为儒家式的基督徒，儒家式的伊斯兰教徒，儒家式的犹太教徒。不是儒家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而是大家都在呼唤一种真正的人类都能接受的人文主义。
西方强调的普适价值——理性、自由、法治、人权、个人尊严，都是我们要再学习，在发展的。但这些价值即便都能充分体现，人类的存活还是一大问题，必须在理性之外，开拓出一个同情或慈悲的领域。比如亚当·斯密，不仅是《国富论》的作者，也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他就认为人最珍贵的不是理性思维，而是同情。人权之外，必须要有责任。法治之外，必须要有礼貌。个人尊严外，要有社会和谐。这些价值之间可以对话。我们有可以向全球传达的核心价值如同情、正义、责任、礼貌、和谐等。的确，“仁义礼智信”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道理。我相信也是将来人类共存共生不可或缺的学做人的道理。
人权与仁爱
举个实例说明这一点。目前很多人担忧“人权”这个观念，认为一谈人权就受到美国的影响，处于很被动的地位，也有人认为人权就是资本主义，是对峙中国的思想武器。
世界各国对人权的普遍重视，是从1948年联合国大会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开始的。《世界人权宣言》由来自不同国家的几位重要法学家共同起草，并经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在草拟《世界人权宣言》的人士中，罗斯福夫人安娜·埃莉诺（Anna Eleanor Roosevelt）认为张彭春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张彭春是中华民国派去的代表，儒家的素养很高。美国有学者花很大工夫研究张彭春的贡献。《世界人权宣言》第一句话，不知道经过多少个稿本——“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的精神互相对待。”良心，这是张彭春凸显出来的。联合国最核心的精神就在这句话上。四海之内皆兄弟，体现的是人类的兄弟之情。从阳明的心学来讲，人最核心的价值是良心。所以在这方面，如果我们仔细读《世界人权宣言》，它确实是突出了仁爱，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仁爱的价值，所有的人都应获得尊重。
仁爱的仁者，在我看来可以和康德把人当人看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孟子》里有各种不同的圣人，表现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只要杀一个不辜，你内心最基本的良心就已被摧毁。有一种观念认为，百分之十的人牺牲算什么？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呢。这完全和儒家的基本精神相违背。
国际社会应该发扬仁爱之性，每个人应当从社会关系方面推己及人，每个人堂堂正正做到诚信，绝对不做损己损人、损人利己，或者是损人不利己的人。至少要学做一个“经济人”，利己而不损人。最好能再从经济人变成文化人，推己及人。甚至做个生态人，不仅关爱人，还关爱这个地球。
文化复兴梦的期许
中华民族假如有一种文化复兴梦，希望一种心灵的自我净化，希望个人、特别是大学的知识精英能独立自主站起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发展，精神人文主义的四个层面就是必须的。
第一个层面就是个人的修身哲学，具体来说就是个人的身、心、灵、神，即身体、心智、灵觉、神明如何能够整合。现在中国大家都讲养生，非常好，总比酗酒、炫富好太多。然而自我和他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人到底是学而为己，先建立自己，然后作为基础再向外推，推己及人，还是应该先关心他人，在这个基础上再建立自己？I am because you are。 这句英译的非洲谚语Ubuntu是说我在因为你在，即你的存在是我存在的前提——你可能是一个个人，也可能是一个社会。所以，这个观念是以他人的先在存在作为我存在的本质。但儒家则不同，主张学者为己，就是学习为了完成自己。自己的“己”，就是你的核心价值——就是内在你生命中的仁。仁本身是动不是静，它不发展就枯竭了。这需要自觉和外在的鼓励，需不同社区的互动，慢慢扩展。
对中国的精英而言，好好做一个经济人——一种理性的动物，了解到自己的利益，在相对自由的市场，在不犯法的大环境中，扩大自己的利润。
现在有了新的希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越年轻的人，科学技术水平越高，他们掌握的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能量越来越大。每个人都有创业的能力，如果这些人在成为经济人的过程中能培养基本的文化价值，那我们的文明就有希望了。
个人和社会互动之外，是人类和自然的协调。程颢指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有自然的东西都是我的伙伴。王阳明一再强调“一体之仁”。今天应该特别关注的就是人与天的关系。
其实，道德沦丧的问题，和信仰的缺失有关，和没有敬畏感有关。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信仰，我们都要尊重。以崇敬之心关爱地球、和各种不同的精神文明对话，理解文化差异，是重建人文精神的起点。塑造文化认同必须是开放的，不能让其他人的文化因为我们的认同而淹没了。所以，必须是和而不同。和的必要条件就是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和。和的对立面就是同，同则不济。同是死的，和有差异，就是活的。社会的活力要从各个不同的领域来开发。除政治领域外，还有媒体的、学术的、企业的、各种社会团体以及宗教的领域。社会活力能不断增强，每个人发言是有责任的，无论在微博还是其它媒体上都不是危言耸听，公共理性的声音在不同领域能够出现，这些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个人的修身，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互动，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谐，人心和天道之间的相辅相成，就构成了精神性人文主义。这也是我针对世界的现状，所提出的尚待完善的构想。
作者：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杜维明 （此文为杜维明先生2014年11月12日为中山大学90周年而做的演讲，由中大哲学系研究生吕欣整理，经孔祥来博士及杜先生审定。篇幅所限，有所删节。）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