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怀疑，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给每个观影人留下了最独特的回忆。跟随着马小军这个年轻主人公的足迹，导演试验性地对一个问题进行探寻：若创伤性事件的历史与它的记忆相重叠，将会产生什么？会意味着什么？他发现，扭曲与失真，甚至是记忆的不可靠与不稳定，也许是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
不同于其他表达创伤的电影，至少在表面上看，无论是文革那真切的疼痛瞬间抑或伤感的倾诉，这部作品均不直接去触摸；取而代之，电影声嘶力竭地渲染着另一种氛围——略带诡异，却是不可否认的光芒四射。这种光芒，更像只是围绕着那暗涌着躁动、不安、叛逆的青春期的描写，中间也许还夹杂着好奇、热情和性萌动；这些暗流，归属于一帮在那个时期逃离了父母管教的青少年，暗中契合着那段特殊时期里无知愚昧却暴戾恣睢的氛围。
但是，细心的观众会不难觉察出，这部电影其实充斥着一种难缠而不畅快的复杂感。
为了穿越迷雾看得更清，最好去找一个参照物。若是能把田壮壮的《蓝风筝》找来，大概能获得许多其乐无穷的惊喜。表面看来，两部电影拥有许多相似元素，例如，都启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都是围绕着青年男孩的经历，都表现了历史的创伤。实际上，两者却是“同床异梦”。
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聪明而实验性地处理着两个可能同时被融入创伤表现的重要成分：历史与记忆。历史停留在过去，而记忆则在追溯着过去，通常两者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蓝风筝》中，铁头私密的记忆甚至暗中在替换着历史。在这种惯常的叙述方式中，电影用记忆置换历史来阐述历史本身；然而，姜文固执地坚持着二者间的界限，通过一系列怪诞的电影语言，创造了一系列的悬念和惊奇，来质问，甚至颠覆这种方式和这种方式下所表现历史的正当性，其中就包括了米兰那张穿着红色游泳衣的照片奇怪地消失，还有满怀嫉妒的马小军因为刘忆苦和米兰的亲密关系而用刀捅人的情节。
按照前面那段重要情节的发展，马小军的激情捅刀本该酿成一场惨剧，然而观众却立马意识到自己被忽悠了。耐心地等候了电影中一系列的慢动作后，猛然发现，动作每重复一次，就加强了一次刻意的不真实感——马小军不能够接触到米兰，俩人甚至不属于同一个“次元”。关于这道“次元墙”，唯一的解释是，马小军修改了他自己的记忆，一旦进入用身体的创伤表现历史的创伤，电影又重头再来。电影尝试凸显这种不真实感，来否定文革创伤的传统性描述。因为用身体的创伤来表现历史的碾轧，其实反过来又再次扭曲了历史创伤的原本面貌。
在此，电影融合了历史和虚构，把虚幻融进现实，这同时能被视为一种向着解构主义方向的回归。例如，马小军和米兰的约会中独特的时间排列顺序架构、电影里运用于解释约会的阴影效果，就是强调大胆打碎、再重组的解构概念，然而，田壮壮的作品只是按时间的顺序，意图提供证明历史真实性的证据。
《蓝风筝》安排了少年主角铁头站在风暴的中心点，亲眼目睹与见证着在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可是，这种向着事实中心的逼近似乎陷入了一种困局，从开始到最后，铁头都是作为一个实际意义上的旁观者而存在的，中间夹杂着对历史描述的不自信。铁头尝试在边缘上生活，努力去抗衡那历史凶猛的洪流，却是如螳臂挡车，因此他经常目睹所有生活转折点的（风筝挂在树上），只能通过那一扇玻璃窗。《阳光》则大为不同，通过回避的方法，姜文特意把阵痛的创伤搪塞过去。他的创伤不是实质的，不是身体上所承受和感知的，也并非人们通常使用传统途径来描述出来的。因为对这种传统描述的不信任，电影看似选择了站在边缘上讲述故事。实际上，这种讲述赫然屹立于风暴的中央。
这类似于哲学上定义上帝的方法：我们仅仅可以用否定的表达去接近上帝的含义——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一旦我们说上帝“是”什么，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对比起田壮壮，姜文拒绝了实证主义的表达，没有像《蓝风筝》一样，通过观察和感受身边人的悲惨经历，去正面验证和定义历史碾压后的创痛，而采取了一种更加极端的、解构的方法，这样，反而更加逼近了历史创伤的本身。
姜文采用了成年马小军的视角，去解释马小军的青少年时期。虽然属于成人期，却实质上代表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的集体记忆，这又不同于《蓝风筝》。对于后者，不仅仅是视角，连所有的感觉，都是属于个人的。
不可否认，两部电影都灌注了讽刺的剧情来“讨好”观众。例如，铁头的生父因为在大会上忍不住上厕所被打成右派分子，但这并不代表着《蓝风筝》对待历史的态度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般“无礼”、“耍流氓”。Yomi Braester在他的书《Witness against History》中说过，姜文的电影讲述的，是这段历史的“小混混版本”。确实，这种无畏无惧，在电影里那股令人哭笑不得的，却能够摧毁一切历史的力量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解构以后应该做的，是重构；否则，虚无主义将会占领这个世界。我们足以相信，《阳光灿烂的日子》并不是一部虚空无聊之作。它仍然能在一片混沌中触摸到了终极的意义。也许我们需要再次把姜文和田壮壮的作品并置，来诠释两者的深层含义。
《蓝风筝》想传递的，是人们漂浮在无重力的极权主义世界中感受到无根性。众生如蝼蚁，人命如草芥，生命可以轻易被夺走，如此没有份量；因此，人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意义——始终漂泊却无法生根，就像一只风筝一样。另一方面，《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述的，是集权主义世界所赋予人的无限制的自我膨胀感。然而，一旦膨胀到某种程度，必然导致疼痛的幻灭，正如电影开头的那一幕，马小军用偷来的避孕套吹成了气球，却在叆叇昏黄的灯光下爆炸了。同床异梦各不知，坐起问景终谁是？
人活着，最好还是保持作为一个人本该有的重量。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王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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