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的传统是11、12世纪形成的，但它们自12世纪开始就在西藏以外的地区开始传播，它们先是在党项（唐兀）西夏人中间传，在回鹘（畏兀儿）人中间传，13世纪开始又在蒙古人中间传播。密教在西藏以外地区的传播自西夏开始，至元、明、清各代，从来都没有中断过。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黑水城出土文书》是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历史和佛教文献，可以为我们提供确切的证据，说明藏传密教曾经很早开始就在中国广大的西域地区传播。黑水城文献是上世纪初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在现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发现的可与敦煌文献相媲美的多语种的历史和宗教文书。这些文书充分说明，在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以前，很多蒙古人和汉人就已经开始修行密教了。例如，现在全世界都很流行的所谓《西藏生死书》，实际上指的是藏传佛教中的“中阴”，或者“中有”修法，主要内容是引导处在“中有”阶段的人，即自临终到转生之间的49天内如何体认自己的佛性，即身成佛。这个修法的法本就出现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这说明它在西夏时期早就流行了，不但西夏人修，汉人也修。所以，历史上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交往很多，只是以前我们不知道。最初是汉传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即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带去了很多汉传佛教的东西，后来更多的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传佛教。汉地密教的修法都是从西藏来的。
当然，密教这个东西太复杂了，我们目前正在做一本书，叫《何谓密教？》。这本书今年就会出来。我们把国外比较好的12篇研究密教的文章翻译成了汉文，还写了很长的导论，希望对汉文读者认识密教有所帮助。我们中间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密教，以为密教就是双修，其实不是这样的，是被标签化了的，我们对它真正的意义、修法可以说完全不了解，还需要启蒙教育。
三联生活周刊：密教实际上是有一套复杂哲学意义的，内容也比较高深，为什么现在会被简单化、猎奇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或是文化心理？
沈卫荣：这实际上也是很长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西藏被神话化、为什么密教被西方人那么快地接受，实际上也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跟当时的“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很有关系。美国人以前都是新教徒，对性之类的东西非常保守，认为是原罪的来源，后来有人以密教为思想工具，来对抗这些被认为很伪善的东西，所以从上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写瑜伽、性高潮与革命之类的书，大致在这个背景下，把这些东西传进去了。传进去之后为他们的吸毒、性解放、滥情、滥性，提供了合法化的理论依据。
当时很多喇嘛很受欢迎，最典型的是一位叫仲巴的活佛。这个人从1939活到1987年，来自青海玉树一个很小的寺院，他在国内的时候并不有名，后来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他太太后来出了本回忆录，翻译成汉文在台湾出版，叫《与上师在一起的日子》，很有意思。他太太是个英国人，是一个没落贵族家的小孩，上中学的时候，到了反叛期，不愿意好好读书，就寻找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人介绍她去见这个活佛。第一次见面，活佛迟到两个小时，本来要说法的，结果轮到他说法的时候就昏倒了，喝醉了不省人事。过了一个月第二次去见他，活佛马上就请她上床双修，这女孩15岁，后来他们俩结了婚，成了大丑闻，整个事情很疯狂。还有，有人把根敦群培的《欲经》翻译成了英文，也说这是藏传佛教的东西，说是让人既可以达到身体的、物质的愉悦，同时又可以达到精神的超脱。实际上，《欲经》本来是一本印度的古书，与藏传佛教毫无关系，讲人生经验，其中有一段讲男女性爱的64种方法。后来西方人把它当成色情书，鼓吹这些东西，把密教与《欲经》混为一谈，并随着后者的畅销而日益受人注目。
藏传佛教的流行与这个有点关系，也不尽然。包括仲巴活佛，他写了很多惊世骇俗的书，有的写得很好，比如《剖开精神的物质享乐主义》（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阐释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与物质主义的关系，开创了心理治疗的先河。他对西方的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然后用藏传佛教的东西作为治疗工具。他将新时代美国人对精神性和宗教的过分执著称为“精神的物质享乐主义”。他用癫狂的行为对这一主义的批判矫枉过正，又使它演变成对精神超越和物质享受同时的狂热追求。如果他只是双修，那就是恶魔了。
“想象的西藏”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西藏现在是被西方人“香格里拉化了”、“精神化了”，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沈卫荣：1933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希尔顿的人写了一部题为《消失的地平线》的小说，讲述“二战”前一架英国使馆派出的飞机被劫持到了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里写了很多对香格里拉的想象。在乌托邦式的想象下，《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成为西方白人的伊甸园，实际上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一个在东方的世外桃源。当然，香格里拉并不是西藏人的乐园，香格里拉的居住分布充分体现了这种平和的神权统治下彻头彻尾的种族等级体系：住得越高，地位就越高。而西藏人除了会微笑以及伺候他人外，似乎就再不会做什么了。总而言之，香格里拉是18世纪欧洲人对于东方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幻想，是西方人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精神家园。
这几年，西藏及藏族文化在西方广受关注，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西藏被西方人想象成了香格里拉，被整个西方世界当成了他们所期待的精神家园。这也是西方社会会出现如此持久的“西藏热”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大部分西方人对现实的西藏并不了解，也不关心。他们只是关心他们心灵中的那个想象的西藏，或者说是他们虚拟的西藏，而这个西藏，就是香格里拉的一个变种和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对于西藏持什么态度？
沈卫荣：西方对西藏有两种相反的传统：一个是妖魔化，一个是神话化。其实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对西藏的描述基本上是很妖魔化和负面的，如情色化和巫化西藏和藏传佛教就是非常典型的现象。即使在启蒙时代，东方整体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形象，然而西藏却依然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专制、愚昧、落后和非理性的地方。殖民时代的西藏形象当然就更不堪了，当时的传教士、佛学家、东方学家都对西藏非常不屑，认为藏传佛教是偏离原始、正宗佛教最远最堕落的一个分支，甚至根本就不配叫作佛教，而只能被称作“喇嘛教”。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人还把活佛转世制度当成是骗人的把戏，是一种政治工具。
但这中间也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神话化西藏。比如最初希罗多德《历史》里面说印度北方有一个地方叫“伯特”，这里到处都是黄金，有巨大的蚂蚁搜罗黄金，所以到现在还有人以为西藏是黄金遍地的。香格里拉的电影也是，里面讲的西藏根本不要劳作，多的是黄金。
也有些人把西藏看得很哲学化。比如很多西方人认为，在远古文明时代西藏和西方已经有了联系。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多古老的智慧和哲学概念在西方已经失传了，只有在西藏这个没有经历过现代文化污染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智慧，他们便把西藏变为一个寻找终极智慧的地方。当时在西藏寻根的人很多，不光是寻找精神上的根，也寻找种族的根。现在被称为世界“藏学之父”的乔玛（Alexander Csoma），他到西藏原本是为了寻找匈牙利人的根。一位英国殖民军的军官认为西藏文化对英帝国主义有用，于是资助他研究西藏的文法，编纂藏英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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