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汉交流

三联生活周刊：藏文化对汉文化，或者说对中原文化有什么影响呢？

沈卫荣：从佛教来讲，汉传佛教在吐蕃王国以后对西藏佛教的影响很小，按照藏文史学传统的记载，吐蕃时代汉地禅宗顿门派法师摩诃衍在一场宗教辩论中输给了来自印度的修持中观哲学的渐门派法师莲花戒以后，汉传禅宗佛教从此被赶了出去，不准在吐蕃境内传播了。所以，确实很长时间内，再也不从汉地翻译佛经了。直到清朝的乾隆皇帝才又开始组织从汉文佛经中挑选出藏文佛经中没有的部分，将它们翻译成藏文、蒙文和满文等。与此相反，藏传密教的东西被翻译成汉文的则有很多。前面提到过藏传密教的修行，从西夏开始就传入西域和中原，此后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一直到清、民国，从来没有断过，藏传密教一直是输出方。我们去年重新影印出版了一部汉译藏传密教宝典–《大乘要道密集》，它原本就是从清朝宫廷中传出来的，是汉地信众修习藏传密法的一部极其珍贵和少见的密法集成，这部宝典集中了西夏、元、明几朝翻译的藏传密法仪轨，说明这些东西从西夏到元，一直到民国时期都在汉地传播。藏传佛教在汉地曾经非常流行过，现在这个传统又回来了，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们不完全是全新的东西，它们老早就已经传播了。

三联生活周刊：西藏全民信教，除了寺庙外，宗教对于世俗生活的影响都有哪些方面？

沈卫荣：他们生活中很多内容其实都是一种宗教活动，比如藏民经常要去寺院磕头，加酥油，做供养，这些都渗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了，很多人一辈子很多时间都花在上述这些宗教活动中。从城市规划和建筑上讲，藏语里的“廓”，实际上就是转经的一个道，“林廓”是内的，“八廓”是外的，西藏人每天要转好几圈，这就是说，起居都是修行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天葬，也与宗教教义有关？

沈卫荣：这个现在还不是很说得清。信佛教的人有很多，为什么独独就西藏有这个传统，其他地方没有呢？这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佛教本身认为人的身体不过是一个皮囊，并不值得那么珍视，而且佛教相信灵魂转世，到你死了的时候–《西藏死亡书》里面说到，头一天灵魂就离开身体了，灵魂就出去了，从此以后你拥有的是一个意识身，你是成佛还是转世为人，在这49天里有无数的可能性，你能做的就是要想尽办法成佛，实在成不了佛，那就转世到人间，转世到一个比较好的人家，这也是一种福报。因为只有转世到人间，你才能再接受佛的阳光雨露，才有可能成佛。所以，人生除了成佛没有其他意义，人死了以后，人的身体不值得保存，对死亡也没必要哀伤，因为死者已经在自己通往成佛的路上。另外，天葬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布施。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通常一讲起汉藏交流，就会提起文成公主。在长达数百年的汉藏交流史上，还有哪些其他值得被铭记的人？

沈卫荣：其实汉藏交流史上的代表人物还有很多。比如敦煌文献里提到的那个法成法师，他把很多藏文的佛经翻成汉文，又把很多汉文的佛经翻成藏文，在汉藏佛教交融、互动的历史过程中有过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我们今天实际上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他究竟是汉人还是藏人。在汉藏佛教交流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像明代初年有位叫莎南屹啰的译师，他翻译了大量藏传密教仪轨，《大乘要道密集》中收集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中有一半是他翻译的，晚近我们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发现了更多由他翻译的藏传密教宝典。一听莎南屹啰这个名字，我们一定想他肯定是一位藏族译师，但是从他所翻译的那些藏传密教经典看，他的汉文好得不得了，他对汉传佛教经典又十分精熟，他很有可能是一位信奉藏传佛教的汉人，只是取了一个藏文名字。

其实，在历史上对汉文化掌握得非常出色的藏人，或是对藏文化掌握得非常出色的汉人多的是。从汉藏两个民族的起源来讲，虽然我们不能说是汉藏完全是同宗同源，但双方在很多方面确实是一样的。西藏很多人是羌人的一支，汉人也有很多来源于羌人，台湾著名的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题为《羌在汉藏之间》，实际上这个说法不够精确，应该说《羌在汉藏中间》。现在的羌族人很少了，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变成了藏人，很多人变成了汉人。同样，历史上很多西夏人或者变成了藏人，或者变成了汉人，对这类民族融合的历史大家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美国有位做汉藏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专门研究“吐蕃”这两字的发音，他的研究结果是，吐蕃在古代的发音应该就是“发羌”，这和汉文历史文献中说吐蕃是发羌的一支是吻合的。

汉藏文化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最初是汉传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后来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传佛教，二者交融的历史很长。可惜，大家现在不怎么谈论这段历史了，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希望我们不要忘记，文成公主对西藏文化发展确实影响很大，当时她不是一个人去的，而是带着一大批人去的，当时汉地使者来来往往很多，其中包括很多和尚，他们带去了很多汉地的文化传统。例如，汉地喝茶的传统，最早也是吐蕃时汉地使臣们带到吐蕃去的，著名藏文史籍《汉藏史集》中对此有很详尽的记载。有意思的是，其中还专门提到喝茶水平最高的就是汉地来的和尚。

三联生活周刊：西藏浓郁的文化特色得以保留，显然跟地域的相对封闭不无关系。但是西藏必然也要面对发展的问题，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沈卫荣：的确，传统文化如何延续和保存，这是一个难题。就好像在北京，今天的北京还保留有多少我们汉人的传统文化呢？现在西方有种说法，叫tradition for sale，说的是贱卖自己的传统。包括云南的其他一些地方，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做的，实际上我们在慢慢失去这种文化传统，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结果。

毫无疑问，如何保留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现在中国的民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之一。民族主义怎么来的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害怕失去自己的过去、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失去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恐惧。对我们汉人来说，对失去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的恐惧也许没那么大，但对于藏族同胞等少数民族来说，失去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就等于什么都没了。

我们应该花力气帮助少数民族维持和延续他们的民族文化。不过这些做起来也很困难，一方面东西方观念上有分歧–我们觉得在西藏搞经济建设，这是帮助他们；但在西方人看来，这就是破坏。显然，西方人的想法也很成问题，因为他们设想西藏人不需要物质的进步。我们不能认为西藏就排斥发展，藏人同样向往现代化的生活。但是，我们应该更多地理解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少数民族对传统失落的恐惧。我们再回过来看看，北京和中国内地在这几十年内所经历的汉族传统文化的失落，西藏现在正在经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是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巨大的挑战之一，也是最考验当政者政治智慧的时刻。

《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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