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工程：“边疆”、“边界”与问题化新疆背后的理论含混

当代汉语学者对边疆问题叙述确实常常流露汉族中心史观。并且，受到浓重19世纪欧洲人类学研究眼光的影响，容易将对边疆的研究抽象化为对“民族问题”的脸谱化讲述。其中民族交通融合的线索更显出这种研究模式在苏联斯大林式“民族问题”理论基础上，在理解中国问题上的生硬套用。在对“新疆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几个基本的政治预设。首先，是对新疆在中国“帝国”秩序中边缘（border）地带地位的表述。这种叙述将共产主义中国政治结构视为冷战时期苏联一样的帝国模式。将1949年之后中央政府在新疆设立自治区的治理模式，直接理解成遵照苏联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少数民族高度自治式结构。此种帝国秩序的预设同样也被用于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之前，王朝时期的治理秩序。在这种帝国秩序中，边疆是差序结构中的外部，中心的从属。而在苏联冷战时期汉学家对中国边疆问题的叙述试图消解当时第三世界国家对于中国和平主张的支持。并试图论证中国在“中央帝国”的立场上，对边疆地区“自古以来”便存在的扩张主义殖民倾向。

“后冷战”时期西方对“新疆问题”最集中的梳理开始于1998年的“新疆计划”（Xinjiang Project）。该计划很好展现了美国地区研究领域与情报领域密切的联系。这堵旋转门的存在，直接形成了最基本的美国区域研究的问题意识。自1998年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院（Central Asia-CaucasusInstitute）召集了18名美国研究中国明清史、少数民族社会史、人类学、宗教研究、经济学及地理学方面的学者，进行了一项为期4年的研究计划。项目的发起人包括前任亚洲学会（Asia Society）主席、老布什政府下的对华政策顾问安熙龙(Robert B. Oxnam)，中亚-高加索研究院创始人、冷战时期重要美国苏联与欧亚问题专家史蒂芬·佛里德里克·史达（Stephen Frederick Starr），前任美国高级外交官、亚洲共产党区域情报区域情报和研究所（Asian Communist AreasDivision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主任、时任亚洲学会主席的卜励德（Nicholas Platt），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喀布尔情报站主任、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专家格雷汉姆·福勒（Graham E. Fuller）。该项目两个重要成果，一个是由福勒与史达共同撰写的报告《新疆问题》（The Xinjiang Problem），另一个则是福勒编辑，由包括后来美国“新清史”研究学派重要人物蒲德培（Peter C. Perdue）等18名西方学者在内的《新疆：中国的musilin边疆》（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然而，边疆（frontier）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概念，实际上强调了包括新疆在内的一系列汉族人口少数区域在帝国秩序中的特殊地位。这种从“边疆”出发对中国历史进行诠释的方法开始于欧文·拉铁摩尔1939年完成的对于中国大陆内边疆的研究。拉铁摩尔强调边疆地区与汉族中心地区在地理环境上的差异造成了当地居民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等各方面的不同。在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之间的接触与摩擦，对历史发展产生了独特的影响。拉铁摩尔的问题意识，产生于他对“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和边疆地区之间互动的认识。从地理上，这条界限以长城内外为准。而从政治与文化层面，这个边疆的界限则随朝代变迁而不停变换。在这个基础上，他希望理解为什么中国没有像美国西进运动那样，发生汉族大规模向边疆地区扩张的历史。

拉铁摩尔从边疆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世纪末期美国历史学家佛里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 Turner）所创立的美国史研究“边疆学派”（Frontier Thesis）。在特纳看来，美国制度的独特性并非来自于其欧洲大陆的传统，而是在美国“族人扩张”（expanding people）过程中被迫适应变革环境的结果。用特纳的话来说，便是“横越大陆和征服荒野的结果”。在这种对边疆不断的扩张发展进程中，美国将边疆原始的经济政治状况改造成为复杂的城市生活方式。特纳所描述的边疆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经济与政治制度的边界。这一点与欧洲建立在民族国家观念基础上的边疆认识迥然不同。在欧洲人眼里，边疆是一条明确的界限，从法律上规定了民族国家主权的边界。然而，特纳描述的边疆更主要的则是一个可以自由扩张的广阔土地。代表了美国新教徒城市生活方式的经济与政治模式最外延。特纳发现，这种外延是流动的，随着“光荣”的西进运动的推进，这个外延不断扩张。而随着1890年西进运动导致的大量（白人）人口西移，美国人口调查局长宣布，一个“连续的、未开发的边疆线（frontier line）”已经不复存在。

在特纳对边疆的论述中，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新教普遍主义假设，即对文明与野蛮这一对立毫无置疑的认同。西进运动的基本合法性来自于那种对蛮荒之地的开发。蛮荒与文明之间的边界则成为特纳理解中的边疆的另一特性。边疆实际上代表了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当作为野蛮的印第安人被彻底消灭，并归化到白人“文明”的城市生活秩序中之后，作为保护移民不受印第安“野蛮人”威胁的边境哨所则也不具价值了。在这种美洲大陆内部的扩张主义历史叙述中，边疆哨所则成为文明推进的前线。与其说是一个防御性的界限，不如将其看作是一个进攻性的尖兵。在其主导与文明的感召下，则更加促进了美国民族融合的进程。

当然，在拉铁摩尔看来，美国西部开发与中国欧亚大陆边疆历史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后者是两个文明群体之间长期的接触与流动。在这个意义上，拉铁摩尔的讨论可以对那种从欧洲中心的观念出发，用帝国史与殖民史的态度去理解中国“边疆”历史的倾向提出相应的批评。拉铁摩尔认为，在理解新疆问题时，必须认识到其边疆内涵的多样性，其中有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的语言与文化边疆（linguistic and culturalfrontier），有宗教边疆（religious frontier），有遵循不同制度模式社群之间的政治边疆（political frontier），以及对苏联工业化社会、外蒙古共和国游牧制度等多种多样的经济边疆（economic frontier）。因此，拉铁摩尔提醒，在理解新疆及中国问题的时候，必须摆脱欧美中心的窠臼，同时承认，那种被美国历史进程所认可的“民主制度”（democratic institution），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可能并不会被认为是“民主的志向”（aspiration towarddemocracy）。然而，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拉铁摩尔并未在当时的英文学界取得太大影响。那种欧洲中心式的“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 ）对抗中国“殖民”（colonialism）的叙述模式仍旧广泛存在于英文学界对新疆的历史叙述中。

倘若离开了两种生活方式界定下的文明与种族冲突，特纳假设下的边疆便无法作为美国独特历史发展的动力。同样，在拉铁摩尔对中国历史的叙述中，存在于蛮汉之间的边界也非常重要。与特纳一样，拉铁摩尔描述“中国”边界“不只是划分地理区域及人类社会的界限”，更代表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但是，与特纳不同的是，拉铁摩尔认为，作为帝国地理边界的长城是防御性、限制性的。它保护的是汉人“中国式的经济”，并进而保证帝国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维持一种“向心性的利益”。必须注意的是，拉铁摩尔谈到的汉人（Chinese）不单单是从典型的西方体质人类学出发的对族裔差别“科学性”的鉴定，而更是一种从经济生产方式及群体组织方式出发的社会政治学概念。因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拉铁摩尔所描述的，在这个不断变迁的边疆历史互动中，汉人与非汉人的身份之间存在着流动性。那些“有特殊利益的商人、移民、有野心的职业政客及军人以及其他在边界外寻找机会的人”需要反对并摆脱帝国内部向心的发展趋势，因而脱离中心，成为了边疆利益的一份子。反之，朝向边疆的扩张则能够为农耕经济提供新的土地。从一定程度上，拉铁摩尔对“Chinese”和“barbarian”的理解更接近于传统中国天下观念中对华夷的认识。其价值，除了对文化差异的辨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强调了生产方式的差异。而这种生产方式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长城也并不能代表传统中国秩序的边界。

然而，在当代“新疆问题”的表述中，这一“边疆”概念本身的多样性被替代为一种僵化的民族国家地理边界（border）。这便是“新疆问题”显露出的第二种政治预设。当代英语学界对新疆问题的叙述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冷战时期对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的经验与路径。1983年，在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主持下，斯坦佛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在美国新闻署的资助下，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3年之后，此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结集出版。这本论文集当时集合了当时欧美资本主义阵营里最重要的苏联研究专家。讨论会的核心议题是“民族问题”（nationalitiesproblems/questions）。在其前言中，罗伯特·康奎斯特表示，西方“当然要支持隶属于苏联各民族的自由”，也不应当忽视“真正俄罗斯民族感情的要求”。在他看来，这种民族感情或者“被政权利用”，或者受到“现政权的压制”。在福勒与史达撰写的《新疆问题》报告中，“新疆问题”别表述称“两个迥异人群之间的冲突”（confrontation between twovery distinct peoples），即汉族人（Han Chinese）与维吾尔突厥穆斯林原住民（indigenous Uyghur Turkish Muslims）。这种冲突从“原住民”的角度来看，是汉人对边境地区的“殖民征服”（colonial conquest），而从“汉人”的角度来看，则是对领土主权的合法诉求。报告还指出，1759年清朝对新疆的“再征服”历史，是更广大的世界殖民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与俄国在中亚的扩张，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及英国殖民印度这一系列欧洲中心的政治事件可以相提并论。而也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当代中国的西部开发，也被看作是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政策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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