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贸易的殖民秩序与中亚分裂

新疆的“问题化”包含两个层面的认同，一方面是在民族自决及西方人种学基础上对新疆泛突厥民族属性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对该地区伊斯兰属性的认同。这在中国被简化表述为“双泛思潮”对新疆独立的影响。然而，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及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其产生背景以及它们与19世纪殖民工程之间有什么关系，则是需要被深入分析的。

欧洲对中国最为系统的地理认识，应当开始于18世纪早期。自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十七日（1708年7月4日）开始，在康熙与路易十四的共同支持下，耶稣会士在中国官员的配合下对中国全境开始进行测绘。这部分成果除了成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初刻的二十九幅《皇舆全览图》之外，还流传至巴黎，由制图师唐维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d’Anville）增补欧洲资料，修订编成《中国、鞑靼总图》（Carte Générale de la TartarieChinoise，1732年）《中国、鞑靼与西藏新地图》（Carte la Plus Générale et qui Comprend la Chine, laTartarieChinoise et le Thibet，1734及1737年）。在1734、1737年的两幅图上，虽然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测绘描述不清，但包含基本山脉河流沙漠，以及重要城市如阿克苏、喀什等。

19世纪以来针对中国西北部地区的勘绘则多由欧洲主导。其中主要的为俄国率先开始的由北向南朝今蒙古及新疆地区的勘绘。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翻译了大量这类来自俄国军方中亚地区探险队发回的报告，对后来英国从印度半岛向西藏新疆的勘绘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两者的基本目的均为寻找商贸路线。而后者则更在19世纪后半期的殖民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到1880年之后，英国这种所谓“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秩序便开始让位于对大量海外殖民地直接控制的政策。而就在这一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殖民贸易活动中，“东突厥斯坦”开始被作为一个统一的地理区域，指代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广大中亚汗国。这一地理名词在19世纪欧洲殖民文献中无具体边界。拼法也略有不同，如East Turkestan, EastTurkistan, Eastern Turkestan等。也有文件称之为“中国突厥斯坦”（Chinese Turkistan）等。在19世纪贸易殖民主义秩序看来，这一地区在19世纪实际为沙皇俄国与英帝国两个中心的“边缘”地带。此外，还有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内的伊斯兰帝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天下秩序中重要的一部分。从历史上来看，诸如河中地区等包含在这一广大地理范畴内的土地，实际治权归属非常复杂。是多种普遍性政治话语接触的现场。因此，即便我们不考虑当代民族国家主权概念在该地区形成时背后的欧洲殖民主义帝国战略背景，也无法真正使用教条的种族边界及民族国家主权模式去消解这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治权复杂性。

沙皇俄国19世纪中期在该地区的贸易扩张行动主要开始于19世纪中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特别是其在针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动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帝国也希望通过参与这场战争，能够遏制不断向欧洲扩张的俄帝国。作为战争的结果之一，1856年签订的《巴黎合约》将黑海划为中立区，这从实际上取消了俄国原有对黑海的专属控制权。同时，战争又使得原先在欧洲政治秩序边缘的奥斯曼帝国进入到了欧洲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基础的“维也纳体系”中，被接纳到所谓“国家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中。维也纳体系的普遍性是极具边界意识的。其所倡导的国家主权模式，及在此基础上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国际关系结构仅仅局限于被认可为“国家大家庭”成员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受条约约束。而在外部，这种以权力为主导的政治结构却不受任何限制。这种霸权主义政治现实于是便形成了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国际法话语的基础。进而也使得这种枪炮下的普遍主义话语及其强调的主权模式，一方面成为欧洲基督教殖民主义霸权扩张的工具，有差别地对其帝国边缘的治权进行改造。另一方面，也成为包括奥斯曼帝国在内的这类非基督教的“国家大家庭”新成员对自身治权模式改造的课本。至19世纪末期，日本也成为这一“家庭”的成员。而清朝后期进行的系统变法运动，以及随后的民国宪法运动等等，也可以被看做是这种“现代”民族国家主权模式在非基督教国家内的吸收与内化过程。这一过程在一些学者看来是一种“法律帝国主义”（legal imperialism）。同时，在这过程中，欧洲国际法及其背后的实证主义法理思想也对这种非基督教国家内的法理秩序进行他者化的叙述。

《巴黎合约》签订于1856年3月，同年9月21日，俄国便向楚河河谷地区派出了一支勘探队。这支勘探队由俄国阿拉套地区（Alatau）地区指挥官命令，军官P. 谢苗诺夫（P. Semenoff）带领，从今天阿拉木图境内的俄军韦尔内堡垒（Fort Vernoye）出发，最远到达伊塞克湖（Lake Issik-Kul）西岸。在其考察报告中，这一包括伊犁在内的广大地区被称为东突厥斯坦（Eastern Turkistan）。这一欧洲/俄国中心的含混名词后来在该地区民族主义兴起的浪潮中被作为分裂主义者们建国的口号，这则更显示了19世纪维也纳体系在欧洲以外地区扩张所形成的矛盾状况。

俄国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对英帝国在亚洲的边疆形成了重要挑战。作为对俄国中亚扩张活动的回应，英国殖民政府也开展了对中亚的探险活动。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打开从旁遮普地区通向以新疆为主的中亚地带的商贸路线。1868年5月25日，在皇家地理学会年会上，时任学会主席的罗德里克·玛奇森爵士（Sir Roderick ImpeyMurchison）发表了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系统的叙述了英国贸易殖民主义下的世界秩序及战略重点。其中针对中亚（Central Asia）与中国西部（Western China）地区的部分，也充分反映了当时英国政府在中亚及西藏新疆地区的贸易扩张意图，以及在这种意图之下对该地区治权问题的法理认识。在玛奇森爵士看来，“东突厥斯坦”地区是两个殖民帝国边疆间的缓冲地带。他提到的“东突厥斯坦”包括莎车（Yarkand），喀什（Kashgar），和于阗（Khotan，即今和田）。他清楚地认识到，“东突厥斯坦”及包括云南等省份在内的地区是在中国治权下的。而该地区的穆斯林动乱则“清除”（sweep away）了中国政府官员，建立了独立政府，并进一步影响到了四川、甘肃、陕西等地。这种分裂的独立政权虽然暂时阻碍了英国缅甸殖民地向中国内陆的贸易活动，但却有效地成为了英国殖民边疆的缓冲地带，防止了俄国对英国印度殖民地威胁，并连接殖民地通往中国内陆的贸易路线。在他看来，英国印度殖民政府与这些英帝国边疆（British frontier）之外的那些“好战且居无定所的自由骑兵”（bellicose and unsettledFree Lances）之间的合作是非常明智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他对当时英国支持下的阿古柏伯克叛乱（YakoobKooshbegee）做出了高度评价。将其称为“全东突厥斯坦的统治者”（the ruler of all EasternTurkistan）。

18世纪末期英国在印度特别是孟加拉与旁遮普地区的殖民活动，除了大大提高了这一地区的粮食作物产量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棉花种植与布匹生产，将这一地区编织进了英帝国贸易殖民主义的网络中。这一过程，超出了原有自然法基础上形成的以耕作（cultivation）为法理根据的殖民秩序，而将这种以基督教普遍性为基础的“文明化任务”转化成了以商业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商业化运动”（commercialisation mission）。与前者不同，后者所形成的世俗化的世界秩序中，其格局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需寻求在一种神权意志下进行的平等教化。相反，则更希望在一种差序世界格局中，维持贸易的垄断与利益的最大化。正是从这种贸易殖民主义霸权角度出发，英帝国对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东突厥斯坦”的支持才有了实际价值。玛奇森爵士演讲之后，英国旁遮普地区殖民官员托马斯·福斯（Thomas Douglas Forsyth）主持撰写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建立在1861年7月20日，托马斯·蒙特哥米瑞（Captain Thomas GeorgeMontgomerie）向旁遮普政府提交的报告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从旁遮普地区通向“东突厥斯坦”莎车之间可能的路上贸易线路。1861年的报告中记录了三条路线。第一条通过克什米尔（Kashmir）及莱镇（Leh，今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列城县）；第二条经过蒙迪（Mundee）、库尔卢（Kullu）至莱镇；第三条为实验性开拓路线，经斯卡都（Skardo）或拉达克（Ladak）。报告指出，所有路线均通过中国领土。1868年新报告指出，经由这三条路线进行的贸易活动受到许多限制，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高昂的人力成本，受克什米尔大君（Maharajah）控制的莱镇地区又有高昂的税费，从旁遮普边境喀喇昆仑山脉（Karakorum）的艰难地形，以及莱镇至莎车之间沿途的安全。因此，福斯的报告建议，应当开通一条从莱镇至莎车的新贸易路线。在其报告开头，他附了一份详细地图，指出了这条可能的贸易途经。这条路线沿班公错（Pangong Lake）南岸，沿卡莱博士（Dr. H. Carley）1868年8月16日报告的从Changchenmoo山谷至喀拉喀什河（Karakash River）的线路至莱镇。由于路途相对平坦，且1868年时克什米尔大君降税，沿此线进行的贸易盈利更高。报告格外指出，总体说来，旁遮普至莎车的贸易线路非常艰苦，因而，此报告“不是为英国商人”服务的。而是要同该地区适应了这种艰苦状况的其他国家（即俄国）相对抗。开拓出一条与中国经由中亚地区的贸易通道。报告还指出，随着阿古柏动乱，中亚地区的茶叶供应受到阻碍。而开拓这条通道，则能够将旁遮普地区坎格拉（Kangra）产的茶叶输送到莎车，并经由莎车转向中亚其他地区。

这种以贸易为基础的殖民主义秩序从根本上区别于中国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天下秩序。也不同于基督教普遍话语及科学人种学基础上中对世界秩序的认知。这种秩序并不希望建立一种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相反，由于小型政府更容易屈服于这种贸易殖民主义的霸权，进而为其提供更低的税率。因此一个碎片化的治权结构虽然在贸易路线上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但从整体殖民工程的角度出发，小政府则更符合19世纪欧洲殖民霸权的利益。这一点，从19世纪历史中，英帝国对在旧帝国秩序边缘发生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中也能得到印证。

文/殷之光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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