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多极化趋势的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全球化趋势的加速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上升等现象，已经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现象反映在海权领域，便有了学者提出了新涵义：“后冷战时代的海权，是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军事信息化的时代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科技、文化等多种途径和手段对海洋进行控制、利用、管理和开发的一种综合能力。”在这个意义下，全球化时代海军的主要任务，已经逐渐从我们比较熟知的与对方海军进行大规模对抗，变成了维护海上安全，打击破坏经济秩序的力量，诸如驱逐海盗，打击海上恐怖主义等内容。

在这样的新时代，海上控制将更加具有监督和管理的意义。正如在2005-2007年担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穆伦在其任期中的2006年指出：“尽管旧的海上战略聚焦于海上控制，但是新的海上战略必须认识到，当海洋处于一国独占之下时，诸国兴起的经济大潮是不会出现的，只有当海洋对所有的国家都是安全又自由之时，它才会涌现而出。”

不管在什么时代，陆地总是大多数海上混乱的根源，要从根本上维护海上秩序，如何从海上出击来消除这些祸害，也将成为新时代海军的政治使命。这个时期要求海军追求的是快速行动，即使远离本土，也可能以多国形式实施。这种小规模、低烈度的行动会成为新时代海上力量运用的典型。

对于全球化的经济秩序，最为直接的威胁便是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诸如海盗、对于武器、人口以及毒品的走私等跨国犯罪。从更为长远的视角看，环境恶化以及对海洋资源的系统性掠夺也具有更为严重的威胁性。当人们意识到，总体海上安全向着全球化海上贸易体系进行有效集中之后，保护海上良好秩序而维护海上总体安全也将成为人类的共识。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将造福于全体人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将会发现，发展与其他国家的良好、持续以及建设性的关系才是取得共赢的关键，这种海上共识的维护，将通过多国联合行动的形式，更为积极有效地得到展开。这一点，不久前多次展开的亚丁湾联合打击海盗的行动，便是后冷战时期海上军事行动的典型性代表。

当然，由于传统意义的国与国之见的矛盾还未能完全得以解决，即便到了21世纪，传统意义的海上冲突和对抗还将长期存在，有时候也不排除出现激烈冲突的可能。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合作和冲突间会将会形成比较复杂的光谱，交织出更多的变量。不管如何，与以往更多的以零和博弈进行排他式竞争的时代相比，各国在海上的博弈，更多地将趋向于追求共赢的趋势。

新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正是由于新时代海权发展已经朝着争取共赢的局面进行发展，为了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形势，扩大与沿线国家的利益汇合点，与相关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互联互通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现地区各国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规划。这一新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将构建海上互联互通、加强海洋经济和产业合作、推进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也拓展海洋人文领域的合作。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建设方向将从中国沿海港口向南，过南海，经马六甲、龙目和巽他等海峡，沿印度洋北部，至波斯湾、红海、亚丁湾等海域。即以东盟及其成员国为依托，辐射带动周边及南亚地区，并延伸至中东、东非和欧洲。旨在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基础，形成面向海洋、联通欧亚大陆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升级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建设，造福中国与东盟及其他沿线国家。中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希望发掘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特有的价值和理念，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丝绸之路这个用语本身并不是中国人，而是1877年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而最早引伸出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说法的则是法国汉学家沙畹。虽说历史上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始日期已经无法考证，史料上记载的最早确切航路是汉武帝遣使抵达锡兰。这还并未形成正式的海上贸易。而后直到宋代以前，主导这条海上商贸路线的，主要是阿拉伯商人的船只，中国商人或者僧侣出洋，乘坐的也大多是“番舶”。到了宋代，随着中国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商人开始主导这条贸易线，并垄断了中国到印度的航运。但在蒙元时代，由于南方汉人备受歧视，海上主导权又落在了色目人手中。此后明代开始的海禁，则将一度兴盛的海上贸易彻底封闭。

事实上，不管当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规模有多么的可观，即便是中国所主导的宋代，海上贸易也没有得到国家海上力量的支撑，并没有进入通过海上贸易，发展海上武装，从而赢得海上优势，而进一步拓展海上贸易的海权良性循环之中。

当时的中国尽管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依然无法被称为海洋民族的原因，主要还在于马汉提出的海权六要素中的最后一项。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君主体制通常会遏制商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其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将臣民用土地或者官位作为锁链加以束缚，自上而下的严格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将社会财富集中在帝王手中。而专制政权最为担心的，就是其臣民独立而进取的精神游离在其统治之外，这样财富无法有效地加以聚敛。海军耗费巨大，易于损耗，但是对于镇压臣民，劫掠土地并无多大的效率，因此，除了某些特殊场合之外，专制君王一般对于发展海军并不会多么的热心。这样的专制君王与海洋民族的精神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中国长期以来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之下，即便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中国的海权也无法得到应有的发展；气势恢宏的郑和船队，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大游行，最终由于得不到实际效益而惨淡结束；而后漫长的海禁政策，则彻底断送掉了自己的海上力量，只得等着别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

基于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此次我国政府也特别加以了注意，提出了必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主席还特别强调了“民心相通”，提出了只有使民众受益，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才能得到沿线国家民众的支持。要坚持弘扬和传承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合作基础，把中国倡议发展为国际共识，为深化海洋合作、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新时代的海权观念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提倡构建一个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共赢机制。这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所具有的和平、发展、合作、创新、开放等特征是完全吻合的。而在这一历史机遇面前，中国将如何走向海洋，这又将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课题。

文/章骞 经济观察报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新时代的海权与海上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