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的影响
《海权论》出版后，美国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立刻成为马汉的崇拜者，两人开始密切来往。罗斯福当选总统（1901-1909）后，经常向马汉咨询有关海军和外交政策的意见。美国的下一位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和二战时期领导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年在职），在一战爆发的前一年被任命为海军助理部长，主张扩充海军。二战期间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担任过海军大臣。显然，这样的职务在英美两国很有前途。
在19世纪后期，大英帝国海军如日中天，却虚怀若谷。1893年，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应邀到伦敦的皇家海军俱乐部讲演，受到隆重欢迎。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是这个岛国的本能，马汉在理论上向他们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英国人从此明白他们国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汉一再强调，海军是进攻型军种。他坚决反对把海军用于防御，指出那是一条失败之路。作为海军战略，这没有错。可是，如果多个国家奉行他的理论，国际冲突将不可避免。那时的海军力量比较容易被量化：火炮的口径、数量、位置、军舰的吨位、舰队的总吨位。军官和素养和士兵的训练、军舰和火炮的制造技术当然也非常重要，但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不是特别大。在每一场战争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因此，德国和英国开始海上军备竞赛。
在《海权论》首次出版的那年，奥托·冯·俾斯麦辞去了德意志帝国宰相的职务。他发动三场战争，在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他以此为满足，还刻意把同属德意志民族的奥地利排除在帝国之外（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受到当地人热烈欢迎）。这位“铁血宰相”知道德国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他注重维护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安全，不追求海外扩张。俾斯麦离职之后，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好大喜功，德国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好勇斗狠，扩张野心越来越大。1894年，威廉二世看到《海权论》，一见倾心。他不仅发誓自己要背下这本书（一个不可能做到的浮夸说法），还把它下发到每一条军舰，让军人们好好学习。德国有一支强大的陆军，皇帝还要建设同样强大的海军，为此不惜挑战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他的“世界政策”促成一战的爆发。德国在陆地和海上的态势都很窘迫，终于被打败。
海权论提出之后
1904年，马汉看到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大为叹服。麦金德不同于马汉，他更重视大陆，把欧亚大陆的中心区看做世界历史的“枢纽”（后改称“心脏地带”）。在1940年代，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书强调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即大陆的沿海地带。他们三人的观点各有侧重，互相补充。后来的地缘政治学摆脱了海权-陆权二元的对立概念——虽然这种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海洋对陆地的优势主要在更大的面积、四通八达的交通。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普及改善了大陆内部的封闭状态，海上交通的优势有所下降。海上交通的目的地是大陆，因为人类居住在大陆，便于开发的资源也在大陆。如果一个庞大的大陆国家拥有便利的陆地交通网，它的发展潜力将超过岛国。这正是麦金德、斯皮克曼担心的，也是他们的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清朝的最后几年，列强加快瓜分中国的步伐，彼此激烈争夺修筑铁路和筑路贷款的机会。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列强要巩固势力范围，开发资源和市场，就必须修筑铁路。筑路权引起许多纷争，四川保路运动导致清朝灭亡。如果清朝不亡，铁路建设高潮可能会提前100年，俄国和日本在东北铺设的那种繁密铁路网将遍及全国。
俄、德是大陆国家，与中国相似。在地缘位置方面，中国更近似德国，在陆地上有强国环视，在近海有岛国为邻，通往大洋的航线受制于人。德国追求崛起和安全，它的雄心超过了地理条件允许的范围。当年的德国是世界学术中心、科学中心和技术中心，遥遥领先其他国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德国获得的诺贝尔奖数量超过英美两国所得之和。这是纳粹德国政客狂妄自大的本钱，今天的中国望尘莫及。但德国两次都战败了。
飞机在一战期间出现在战场上空；二战期间，飞机主导了战场，特别是在海上。1921年，在陆权和海权之外，意大利人朱里奥·杜黑又提出了“空权”。这些理论仍不足以说明权力在空间的弥漫性。太空、学术、科技、经济、制造、金融，以及人心、制度，等等，都是国家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皆不可失。制度是权力的基础，如果制度野蛮落后，一国必然在开始之前就彻底输掉竞争。
经典著作的常新之道
经典著作常读常新——如果读者有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时代变了，我们也要跟着变。《海权论》是一部经典，可以作为学习地缘政治学的一个起点，却不应是终点。
英国陆军军官约翰·F·C·富勒是最早提出“装甲战”的人之一，他的同名著作于1932年出版。193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举行50岁生日大庆盛大阅兵式，特邀富勒观礼。德国的装甲部队络绎不绝地从他们面前驶过。希特勒事后问富勒：“你对你的孩子们满意吗？”大开眼界的富勒回答说：孩子长得太快了，已经认不出来。——这时距离装甲战的提出才7年！富勒看到的还只是表面。德国将军海因茨·古德里安等人发展了装甲战的理论与实践，再加上空军的轰炸，才有了在二战中大出风头的“闪电战”。但是，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周全的军事战略仍不足以保证国家取得最后胜利，决策者还需要清醒的政治头脑。
富勒曾经抱怨说：德国和英国的军官很少看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30年）。克劳塞维茨说过：政治家和统帅首先应该正确地做出最重大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然后再从事战争。1960年，二战已经结束10多年，对政治有了更多了解的富勒在他的新书《战争指导》中说，如果战前各大国的政治家和统帅领会了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他们就不会犯那些无可挽回的错误”。马汉去世得早，没有机会像富勒那样总结教训。
现在是太空时代。美国针对中国提出“空天一体战”，还要制造“星空战舰”，向外星殖民。在苏美两国把宇航员发射到地球卫星轨道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也做到了。在这个时代，如果还有人一味贪吃“海权论”，恐怕会引起严重消化不良，“一饭三遗矢”矣。马汉不可复生，不能再指点新的航向。况且政治学可以是全球的，而地缘政治学的一派只能属于一个国家。
中国没有必要像一次大战之前的德国那样雄心勃勃，四处树敌，在现有的世界秩序中谋求发展是最佳选择。而且对中国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海上，不是可能的战争，而是和现阶段的国内。各种突出的现实问题，及在改革中需要面对的各种制度改革，所以我们真不必将海权问题放大化来看。
文/丁力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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