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6日，我开始了计划已久的南疆之行，一方面是因为我负责的自治区社科基金课题研究需要，同时我也有好几年没有去南疆了。这几年来，和田、喀什等地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迫切需要亲自去南疆深入地看一下。

我和单位的5位同事一共6人，开了两辆车，6人全都是维吾尔族，有两人的老家就是和田、喀什，其余人员中也有同学、朋友在南疆，因此调查组此行除了工作之外，也充满了朋友聚会的内容。我们的团队中有人家在若羌县，希望能去看看，因此我们决定来一次环塔（即塔里木盆地）之旅，沿塔里木西缘进入和田。我们先到了库尔勒，经若羌、且末进入和田地区，在策勒县、和田县、墨玉县、洛浦县、和田市、皮山县进行了调查，之后进入喀什地区，在叶城县、泽普县、莎车县、疏勒县、喀什市进行了调查。最后经阿克苏、库尔勒回到乌鲁木齐，历时25天。

我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宗教问题，其他也包括社会稳定、基层卫生服务、教育、驻村工作等。南疆的宗教问题这几年成为了一个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宗教形态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很多伊斯兰思潮自境外传入并对维吾尔族社会产生影响。更有一些极端主义的思想滋生了暴力活动。但在众多来自不同方面的对于南疆宗教现状议论的声音中，有些过于强调政治属性，有些并不了解新疆的本地情况，有些是没有看清事情本质，而有些则是人云亦云。这次调查走下来，我的总体感受是南疆特别是和田的宗教形态并没有所传的那么严重。但不可忽视的是，和田、喀什和三四年前相比，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

具体观察和讨论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教思潮变化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信仰传统和穆斯林的信仰情况。维吾尔族接受伊斯兰教千余年来，经过不断发展变化，到了近现代，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形态选择的是世俗化的发展方式，共和国的建立，更加强化了这种世俗化的宗教形态。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力度加大，中东的一些保守主义的宗教思想也开始传入新疆，试图影响维吾尔族社会，瓦哈比派的教义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新疆。

瓦哈比派传入新疆，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我国开始对外开放，境外的社会思潮有了传入境内的可能；另一方面与当时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有关。瓦哈比派传入后，首先是在喀什地区，当时并没有引起新疆官方的过多注意，只是在维吾尔族民间引起了一些议论，因为瓦哈比派教义与当时新疆维吾尔族信承的逊尼派世俗主义有冲突。这一派别开始时的传教活动并不顺利，而且很快由于涉及到宗教教权利益的冲突，受到新疆本地伊斯兰教的反对，政府随后也注意到了这种矛盾而对瓦哈比派加以禁止。

最关键的，是当时维吾尔族的社会价值观念是世俗化的，当时正逢中国改革开放，全国人民追求的是过上好日子。维吾尔人当时的眼睛是盯在广州、香港甚至西方，大家羡慕的是那些去广州做生意的人，在基层维吾尔族社会中新形成的集市纷纷取名“香港巴扎（巴扎：维吾尔语集市）”，T恤衫类的服装很长一段时间在维吾尔语里被称作“港衫”。喇叭裤、牛仔裤、花衬衣等在维吾尔族年轻人中也是时尚，因为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生活，大家都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水平改善充满期望。维吾尔族是一个具有追求快乐生活传统的民族，在当时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享受生活的快乐。因此境外瓦哈比主义等保守主义倡导回到7世纪生活的观念，和维吾尔族人对生活的追求截然相反，遭到维吾尔族社会的拒绝。导致瓦哈比派在维吾尔族社会中并没有寻找到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这些保守主义的宗教思想除在几个乡村发展了一些信徒，逐渐没落了下去。

任何宗教都既有内在的精神信仰的要求，如对真主的信仰；也有外显的仪式性的要求，包括宗教信仰实践、行为规范等，如做礼拜、封斋、衣着、饮食禁忌。外显的仪式性要求既是对内在精神信仰的强化过程，也是区别和衡量信众的一个标尺。这些年说南疆宗教氛围日益浓厚，主要是说这种外显性的活动明显增加，例如女性蒙面、穿中东国家式的保守服装、年轻男性蓄大胡须、日常去清真寺的人员增加，社会上饮酒、吸烟的人员明显减少。这些在考察中我们感受非常明显。到每个地方我们都有朋友，大家聚会肯定要喝酒，传统上维吾尔族喜欢喝酒助兴，但是现在可以喝酒的地方变得很少，而且当地人都要躲起来喝酒。

在策勒县，由于八项规定，政府接待不能上酒，朋友们请客把我们拉到乡村的一个农家乐喝酒。到了和田市，据说全市只有3家维吾尔族可以喝酒的地方，许多人是到宾馆开房，然后带上酒和吃的东西到房间里喝酒。我们专程去了3家中的一家，但他们不卖酒，和田市的维吾尔族商店没有卖酒的，我们在别的商店买了酒，也要用黑色的袋子装好，回到餐厅喝酒。后来到皮山、莎车、喀什等地，差不多都是如此，喝酒只能在宾馆里或者是偏僻点的农家乐。这一点和我三四年前看到的有明显变化。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蒙面女性明显增多。蒙面女性在和田、喀什可说是随处可见，特别是和田市更多，在和田市艾提卡大巴扎，营业的女店主们几乎都只能看到一双眼睛。蒙面女性在上世纪80年代维吾尔族中也存在，1987年我去喀什时就曾见过六七个，但和现在大不一样，一是少，很少；二是多数是老年女性，50至60岁以上；三是穿的衣服还是传统的服饰，就在头上蒙一个褐色的大头巾。而这次在和田市，据我们观察，在街面上，蒙面女性至少占到10%的比例。当然这比外界听到的传言要轻得多，我在到和田之前，听到的说法让我以为和田满大街都是蒙面女性，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当然这也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社会干预措施有关，我们看到的蒙面女性中有相当部分是用头巾把头包住，然后戴一个大口罩。因为和田风沙大，你也不能不让别人戴口罩，这是一个具有地方特点的新现象，看起来很像双方妥协的结果。毫无疑问，外显性行为的变化反映出的是内在精神信仰的变化，反映出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教信仰在从传统的世俗化向保守主义逐渐转变。

我们还需要认识清楚一件事，那就是通常我们说维吾尔族几乎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这并不等于维吾尔族穆斯林是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方式，其实维吾尔族穆斯林内部也在宗教实践上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分层。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可以分为四种社会群体。

第一种是“文化穆斯林”，这是最世俗化的一个群体，主要由党政官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大中型企业职工以及大学生群体构成。这部分人日常很少有礼拜、封斋等宗教实践活动，一般也不忌烟酒，但依然会有宗教情感和遵守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

第二种是“世俗穆斯林”。这部分群体主要由农民、普通市民、商贩以及一些年长、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构成。相比文化穆斯林，他们宗教实践活动的形态更多，比如封斋、做礼拜，如果周五有时间，一定会去清真寺。但他们做这些，只是怀着很朴素的信仰，一定程度是沿袭祖先的传统。除了斋月期间，其他时间都与文化穆斯林无异，也不排斥抽烟、喝酒。

第三种是“保守穆斯林”。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个群体在宗教实践上要求更加严格，要求严格按照《古兰经》的内容规范个人社会行为，认为伊斯兰教的创始阶段是理想社会。行为方式上类似清教徒，提倡简朴生活，反对奢靡浪费，追求内心的安宁清修，但并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

第四种是“极端穆斯林”，也可以叫“政治穆斯林”。这个群体往往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在宗教实践上与保守穆斯林相同，但在行为规范上有政治性的要求，在宗教价值观上有激进、极端的倾向，有对社会的权力诉求。保守穆斯林比较容易被动员为极端穆斯林。

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群体做宗教实践的社会分层，重要意义在于提醒外界注意到其中的明显差别，特别是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要具有针对性，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政策。

目前在新疆，宗教极端主义、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派等概念在认识和使用上存在混乱的现象，必须要界定清楚，否则容易造成社会治理扩大化。

原教旨主义原是用来形容相信《圣经》中传统基督教信仰运动的。以后，凡是激烈地反对现代化、世俗化的宗教运动，不管出现在西方还是东方都被人们冠名为“原教旨主义”，从而与其他的政治复辟运动相区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最初产生于18世纪中后期，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及宗教危机的加重，同时在阿拉伯世界开始了旨在净化伊斯兰教的瓦哈比运动，进而形成新的教法学派“瓦哈比派”。这个学派号召穆斯林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抛弃宗教陋习，复归到《古兰经》中的黄金时代。瓦哈比学派受到沙特酋长的赏识，进而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思想运动发展成了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为以后沙特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以瓦哈比派为国教的沙特王国的建立可以认为是传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顶峰。

这里我们看到，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意思基本一样，而瓦哈比派是原教旨主义的一部分，而宗教极端主义与它们有明显区别。极端主义是一种带有政治目的的社会活动，极端主义的价值观是扭曲的，而且极端主义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背离伊斯兰教中的基本原则的。因此，极端主义与原教旨保守主义、瓦哈比派有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是否有政治活动。在新疆发生的暴力恐怖活动，毫无疑问是极端主义。而单纯的蒙面、婚丧习俗的改变、礼拜次数等都不能当做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虽然打着伊斯兰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宗教，而是一个反动的政治活动，这一点必须要定义清楚。一个例证是：沙特阿拉伯内政部今年3月７日发布声明，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要求在国外进行所谓圣战的沙特人在15日内回国自首，这表明国家利益远远大于同一宗教利益。可以看得出,奉行瓦哈比派的沙特也认为自己受到极端主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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