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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长黄奇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有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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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但在全力稳增长的同时,绝不能忽视防风险。重庆市人大代表、市长黄奇帆在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2015年1月18日至22日)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就地方政府如何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作了深入阐述,尤其对防风险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新办法。以下为录音整理稿。

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央提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宏观调控举措。我理解,经济发展由10%以上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是新常态的显著标志之一。大家要明白,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增长”是前提,而“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又是“稳增长”的手段。没有这四个手段,发展动力就会缺失,“稳增长”就稳不住了。

比如抓改革,去年我们搞基础设施领域的PPP改革,吸引了1300亿的国内外资金;搞国有企业集团五个路径改革,吸引了1000亿资金。这样,就吸引了2300亿。去年重庆经济发展那么快,基础设施照样上,政府性债务又削减了1000亿,风险更加可控,这就是改革的动力。

又如抓开放,重庆这些年着力抓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以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为依托,特别是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形成了江北国际机场空港、寸滩水港、团结村铁路枢纽站三个国家级一类口岸,在旁边配置了三个保税区。这样,使得我们的进出口总额从原来的60多亿美元变成了955亿美元,六年时间翻了四番,这也是一个巨大动力。

再如调结构,重庆本来是老工业基地,“傻大黑粗”的东西很多。通过近年来的持续努力,我们形成了电子信息和汽车等战略性支柱产业。去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万亿,电子信息和汽车各占5000亿,都分别增长了20%,其他支柱产业都增长了10%。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着重抓了产业集群,汽车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国内外10个品牌商,同时形成了1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电子信息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10多个品牌商和代工商,零部件企业有860多家。还有重庆的服务业,去年金融业和新型服务贸易增长快于一般服务业,这也是调结构的一个体现。总之,没有调结构,稳增长也是一句空话,调结构也是一种动力。

还有惠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动力。这些年,重庆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五有”目标和生态环保等民生支出占比一直保持在50%以上,持续实施了22件民生实事,今年还将按照重点民生实事滚动实施机制的要求,重点办好25件民生实事,这不但可以解决一大批群众反映急迫的问题,也会通过惠民生扩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那么防风险呢?虽然重庆经济近年来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但仍然要时时敲响防风险的警钟。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产能过剩风险等。比方说防金融风险,宏观上就是要把握好融资结构。应大幅提高工商企业面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和约束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行为。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70%、80%的资金都靠银行贷款,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金融有问题,搞得不活。一个地方的信托、租赁、小贷、抵押、担保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得不到发展,高利贷、典当行、“老鼠会”等就会盛行,容易导致金融“三乱”。当然,如果一个地方50%、60%的融资都是靠利息比银行高几个点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又会导致这个地方企业融资成本整体很高。要更好地解决融资问题,关键是要努力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直接金融市场,通过股票市场、银行间市场、企业债券等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去年,重庆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到一千四五百亿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资金,都是从资本市场上来的,是直接融资。今年,我们提出新增6000亿元融资,要做到25%来自直接融资市场,45%来自银行,30%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前,我们的直接融资大体只有10%左右,希望通过加大直接融资的力度,能够形成银行、直接融资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45:30:25的融资比例。

经济生活中,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产能过剩的风险,我恰恰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风险。本质上讲,市场经济通过充分竞争才能效益,这就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也有个度的问题。比方说,一个企业研究开发出一个新产品,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先做的人一马当先,独占鳌头,获得效益最大化,这就是创新驱动的魅力所在。旁边人看到先行者效益很高,群起而上都模仿,之后逐渐会达到供求平衡。供求平衡了还要竞争,就会有个后来者居上的概念。后来者本事比你大,人才结构比你好,资本更密集,就会把老企业淘汰出局。这时候,市场就会产生过剩。产能过剩有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行业过剩10%—20%的时候会产生优胜劣汰,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比如全行业过剩30%、40%甚至50%,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赔本,形成行业性亏损。现在中国差不多十来个行业,钢铁、电解铝、玻璃、有色金属、水泥等等都是如此。比如钢铁行业,市场每年需求6亿吨,产能却达到10亿吨,严重过剩,行业平均利润率在3%以下,企业普遍亏损。更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还会连累金融业,造成银行坏账,增加诱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产能过剩,既是宏观经济问题,也是微观经济问题,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概不能外,传统工业、房地产业、高科技产业、金融业都是如此,都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过剩。俗话说:“千做万做赔本生意别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任何一家企业都要关注自身行业产能是否过剩。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表现良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工业方面,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8年间,我们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我们还是4000万吨。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重庆仍然是600万吨。由于没有跟风而上,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小,我们工业面临的压力就较小,效益自然就好。

在房地产领域,要防止产能过剩,重在把握好六个比例关系:一是城市建设用地。按照城镇化规律,每1万城市人口配置一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就能基本平衡。重庆主城1000万人口,城市规模也就是1000平方公里。有些城市只有50万人,却搞了100平方公里,规模过剩就容易变成鬼城、空城、死城。二是商品住宅。一般是人均40平方米,1000万人就造4亿平方米住宅,造得再多,房子卖不掉,房产商破产,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就会连累整体经济。三是商铺,原则上每2万元商业销售值要配备1平方米商铺。如果一个城市只有四五十亿商业零售额,却建了100万平米商铺,每平方米商铺零售额不到一万元,肯定赔本。四是写字楼,大体也是2万元GDP配一平方米的比例,不能造得太多。五是各类贸易批发市场,包括钢材市场、建材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家具市场等。现在有的区县城,一搞批发市场,就想搞成义乌那样100万平方米、年销售额100亿元。中国毕竟只有一个义乌,从现实出发,我们举全市之力搞一个是可能的,如果每个县城搞一个,肯定过剩。六是城市综合体。这种集百货零售、写字楼、餐饮娱乐、住宅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一个区县城奋斗三五年搞一个,是能够盈利的,如果一时兴起,搞上五六个,量变引发质变,大家就都会亏本,这样的生意做不得。

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落后产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一哄而上,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比如光伏电池,那是高科技产品,是新兴战略产业,也是节能环保产业。但前几年,全国大干快上,产能严重过剩,照样一年亏损几百亿。当年,长安集团也想在重庆搞这类项目,化医集团也有投资冲动,但都被市政府压下了,回过头来看,这个决策是有先见之明的。

不管区县长还是企业家,一定要牢记赔本生意不做,过剩产能的事不做,要有基本的行业分析。经济风险的源头是产能过剩,工业、服务业的产能过剩会带动整个金融的产能过剩。同样,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也会搞得过剩,诱发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前车可鉴。这方面,没什么高端产业和落后产业之分。信托投资看似高端,搞自我循环,会遭遇过剩危机。县城里家家楼下搞小饭馆,最后没有顾客,也是全面亏损。反之,哪怕你是洗脚理发,只要与市场需求匹配,经营得当照样赚钱。

总之,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才是好产业,我们搞调结构,关键就是把过剩产能压下去,把有市场、有效益、有资金流量的产业发展起来。这样,经济发展才会顺畅,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更有基础。

本文来自华龙网,原文标题为《黄奇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尤需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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