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一样都是没有预警的突然袭击。两个事件凸现出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收集系统。罗斯福总统曾抱怨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漫无头绪，不知所云。珍珠港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成立“战略服务处（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或简称OSS）”，负责整合美国的情报收集工作。1947年7月，OSS变成了CIA（the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即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
既然叫“情报局”，其基本职能就应该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情报。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差强人意。远的不说，它事先对洛克比空难、1993年的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美军舰在亚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九一一”事件更被一些美国人称之为“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呢？英国刊物《国务新人》（New Statesman）的年轻女编辑桑德丝（FrancesStonorSaunders）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也许它在忙些别的事。
那么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众所周知，它曾经多次帮助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危地马拉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就连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战绩”一一列举，清单会很长。它的确够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在忙另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桑德丝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以下简称《文化冷战》）。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对此结论，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美国表面上反对搞宣传，实际上搞起宣传来比谁都更重视、更在行、更不择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对“宣传”做出了如下定义：“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对外，宣传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心理战的定义是“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 现”。简而言之，宣传和心理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心与脑，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
美国搞宣传的最大特点是“看不见”。精通此道的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Crossman）说得很清楚，“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
《文化冷战》讲的是在1947至1967年间的故事，其场景设在美国和欧洲，主角是一个叫做“文化自由大会（the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雇有几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20多 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表面看来，“文化自由大会”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它不过是个没有什么自由的傀儡；其幕后操纵者正是中央情报局。通过梳理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档案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桑德丝以缜密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此书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并不在于证明中央情报局的幕后角色，而在于它揭示了美式宣传机器特有的运作方式。
中央情报局宣传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反共，一方面是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前一个目的比较好理解，毕竟当时是冷战时期。为什么树立美国正面形象也那么重要呢？原来，当时在欧洲人心目中，美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暴发户，完全没有文化底蕴。另外，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在欧洲引起普遍反感。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 光有钱、有坚船利炮是不够的，还得树立文明、正义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因此变成美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宣传重点是放在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的。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其他地方一定也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右翼人士身上。其实不然，中央情报局很会审时度势。在战后欧洲，它真正下功夫的对象是有幻灭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一度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 人，如法国作家马尔罗，法国社会理论家阿隆，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库斯特勒，意大利作家斯隆，英国诗人、批评家史班德，美国哲学家胡克，美国作家麦克唐纳，美国政论家克里斯托等。
中央情报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流，欧洲的右派们在战后声名狼藉，与他们合作搞宣传效 果只会适得其反。与共产主义抗衡，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那些从共产主义阵营脱队出来的知名人士现身说法。用与中央情报局过从密切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的话来说，这些人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佳屏障”。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精英，这样做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