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手法十分灵活。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动物农庄》是反共电影的代表作，而这部片子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和资助的。1950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就派人到英国与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为电影的问题。获得电影权后，中央情报局找到愿意为它当幌子的制片人，并通过间接方式把钱打入制片人的账户，于是才有了这部在当时最具规模的动画片（共动用80位卡通画家，设置750个场景，绘制30万幅彩图）。中央情报局不仅出钱，也直接干预剧本改编。据美国心理战争署（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1952年1月23日的备忘录说，原作的结尾传达不出明确反共的信息。为了激起观众强烈的反共情绪，电影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见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产主义的“猪”。
同样的事发生在对奥威尔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四）的改编上。原著本来表达的是对一切专制政府的厌恶，既包括左翼专制，也包括右翼专制。但这并不是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中央情报局要的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尽管奥威尔曾明确表示不允许对《一九八四》做任何改动，由美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一九八四》还是对原著动 了不少手脚，尤其是结尾部分，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电影《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于1956年同时上市，为了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并分发了大量电影票的折扣券。
中央情报局最具创意的宣传运作恐怕是对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expressionism）的推销。也许有人会问，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艺术怎么可以用来做反共武器呢？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中央情报局的想像力。正是因为抽象艺术没有实际意义，它恰好可以用来对抗共产主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事后解释道：“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关系的艺术形式……莫斯科当时对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反对的东西一定值得我们的大力支持。”
当然，由中央情报局出面推销抽象艺术不太合适，但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博物馆很多。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大多是私人性质的，其中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最负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theMuseum Of Modern Art）”，它因此变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首选。中央情报局选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不能公开说明的理由：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准备周全，“抽象表现主义展”十分轰动，并在艺术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新流派。事后，有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无得意地说，“中央情报局是50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由于经费充足，中央情报局搞起宣传来几乎无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这些领域，中央情报局很善于借用在这些领域通行的一些运作方式，包括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 教授位置等。
大运作全力以赴，小把戏也是中央情报局的擅长。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依然十分严重，遭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进步力量的强烈批评。为了洗刷美国的劣迹，中央情报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艺术家赴欧洲巡回表演。更令人叫绝的是，它买通好莱坞的一些导演，在电影中将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刻意拔高，试图给观众造成美国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刊物上，并不是完全舆论一律。对美国不关痛痒的小骂、小调侃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这样才能显现出其“超然”的立场。但把关人绝对不允许违背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曝光。例如麦克唐纳1958年为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撞击》（Encounter）杂志写了一篇题为《美国，美国》的文章，其中批评了美国的庸俗的大众文化、粗鄙的物质享受主义。这样的文章显然与美国宣扬的所谓“美国价值观”相抵触。尽管麦克唐纳与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过从密切，他的文章还是遭到了封杀。
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账，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他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 channels）”。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Foundation）”当时也属于这一类。
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像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账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Kaplan Foundation）”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Foundation）”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至1966年间，美国向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10000美金以上的款项（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有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除了设立“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和“文化自由大会”在30多个国家的分支机构外，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击》，《评论》（Commentary），《新领袖》（Newleader），《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肯友评论》（Kenyou Review），《哈德逊评论》（HudsonReview），《塞万尼评论》（Sewanee Review），《诗歌》（Poetry），《思想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of Ideas），《转型》（Transition），《审查》（Censorship），《代达罗斯》（Daedalus，是美国科学与艺术院的机关刊物）。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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