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中日“海归”对决甲午战争

军事 sean 8564℃ 0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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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9月17日,自长山串锚地出发搜索中国海军主力的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海面与北洋舰队遭遇,爆发了黄海海战。此役中方先后有14艘舰艇参战,管带(舰长)中有7人曾在英美两国留学或接受海军专业培训;而日方参战12艘舰艇的舰长中,虽然只有东乡平八郎一人是留英出身,但同样亲历此役的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大本营参谋官伊集院五郎、联合舰队参谋岛村速雄等人也拥有在英美留学或见习的经历。加上服务于双方军工、后勤乃至军事教育机关的诸多留学生,甲午战争可以说是一场“海归”之间的对决。

然而与今日国人对“海归”之学识及能力的推崇大不相同,留学生人数的多寡远未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北洋舰队的海归管带们固然不缺乏勇气或牺牲精神,但在对敌情的判断、应变能力和战术水准上并无任何高人一筹的表现。尤其是身兼主力舰管带与左右翼总兵的刘步蟾、林泰曾两人,在辅佐不通海军的提督丁汝昌做出决策时表现极为平庸,对战败的结果应负重大责任。后世史家对此往往语焉不详,他们在宽泛地谈论“朝廷腐败”的同时,甚少涉及对个人履历和才能的重新评估;一方面认为“海归”云集是北洋舰队富于现代化特征、中国军官个人才能卓越的表现;另一方面对如此优秀的个人究竟怎样被“落后的制度”所拖累并未给出解释。

直到2006年,香港岭南大学教授马幼垣在《九州学林》发表专题论文“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之后,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才日益暴露出来—虽然同样被称为“海归”,但北洋舰队中的留洋军官与他们的日本同行所受培训的程度大有不同,登舰实习的时长与收获也良莠不齐。然而托庇于乡谊和特殊的政治环境,这批年轻留学生归国不到十年就已升任最新型军舰的管带,且长期未再有调动,进取心、学习精神和意志力遂江河日下,被清廷视为“奇货”的中国海归却在甲午一战而亡,留下的只有慨叹和教训。

日本“海归”反复磨砺

若以开始接触蒸汽舰船、培养现代海军人才的起点论,日本比中国约早十年;1860年代后期,幕府和萨摩藩即已派员数十人赴英、荷等国学习舰船驾驶和造船技术。不过中日两国着手建立系统的海军教育制度,大致仍始于同一时期:1867年初,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正式开班;三年后,幕府末期停办的海军兵学寮也在筑地恢复。1871年2月,日本第一批12名官派海军留学生起程赴英;1877年3月,中国第一批赴英海军留学生也乘“济安”轮启航,人数同样为12名。这两批“海归”后同于1878年返国,又在甲午年兵戎相见,实为惊人的巧合。

若以出国前的履历论,日本的12人年纪虽不大,但几乎都拥有在蒸汽舰船上的服役甚至实战经验,有的还是中级军官;如伊地知弘一和东乡平八郎参加过倒幕战争后期的几次海战,原田宗介是炮舰上的枪炮教官,八田裕二郎担任过海军兵学寮教官。但英国方面一来对日本的示好尚不重视,二来认为这批留学生此前并未接受完整的初级军官教育,拒绝批准其入读达特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BRNC)。这样一来,大部分留学生只能改考民间商船学校,或进入海军造船厂和军工企业充当高级学徒(当时英国仅特许少数日本贵族子弟报考正规大学)。如东乡平八郎便是在投考达特茅斯不遂的1872年,入读格林海斯的泰晤士航海训练学院;佐双佐仲、原田宗介等人则先后在朴茨茅斯、米德尔斯堡、赫尔的海军船坞和兵工厂见习,经历颇为曲折,还须忍受经费不足的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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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平八郎的经历可谓早期日本留学生的缩影:他就读的泰晤士航海学院设在一艘1500吨的退役风帆巡航舰“沃塞斯特”号上,同班学员经常拿这个孤零零的东方人开玩笑,管他叫“强尼•中国佬”。东乡出身武士之家,赴英之前已小有战功,但为了求得一张商船学校毕业证、以争取随船远航的机会,依然从头开始经历了两年的理论学习和宿泊舰操作,至1874年方告毕业。1875年2月,东乡以实习船员的身份随三桅训练舰“汉普郡”号出海,绕行好望角和印度洋抵达澳大利亚,再经合恩角与南大西洋返回欧洲,全程超过3万英里,沿途多次遇险,还差点因维生素缺乏症而失明。对舰船驾驶这种经验学科而言,在如此漫长的航行中积累应对复杂海况的经验,感受不同的水文环境,意义极为重大。结束这次历时近一年的航行之后,东乡又转往朴茨茅斯,在英国海军历史最悠久的基地做进一步见习。1877年,日本在萨慕达兄弟船厂订购的“扶桑”号铁甲舰下水,东乡奉命前往伦敦,参与军舰的舾装监督、设备入手和接收准备工作。1878年3月,他随另一艘新完工的军舰“比睿”号归国,正式结束五年多的留英生活。

在唐德刚等通俗史家的笔下,东乡平八郎身着笔挺的白军装,在格林尼治海军学院与未来的中国对手同窗求学(实则格林尼治学院在东乡赴日时尚未开办),威风凛凛,哪里像真实历史那般辗转艰辛!其实首批12位日本留学生中,只有八田裕二郎在1877年蒙英国海军“开恩”,得以就读格林尼治学院;余者无不如东乡一般,需要在民间海校、海军基地和工厂自行寻找学习机会,承受头脑、意志力、财力(官费发放常不及时)和健康的四重考验。有6位学生就在这样严苛的环境下无声无息地被淘汰了,1878年学成归国的仅有另外6人。

衣锦荣归远非终点,而是另一段考验的开始。东乡随“比睿”舰归国之际,不过获颁中尉军衔;在先后担任过两艘木壳炮舰的副长之后,才在1883年升任小炮艇“第二丁卯”号的舰长。1884-1890年,他先后担任过三艘炮舰的舰长,监督过一艘炮舰的舾装工作和横须贺镇守府的兵器修造,完成了一次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巡航,这才升至大佐军衔。1891年底东乡担任吴镇守府参谋长满半年后,受命接掌防护巡洋舰“浪速”号,任该舰舰长直至甲午海战爆发。换言之,学成归国足足13年后,他才获准指挥日本海军比较现代化的主力舰;而东乡正式晋阶少将,更远在对清战争胜利后的1895年,这还是考虑到他的战功。同期归国的另外5人里,除佐双佐仲后来官至造船总监(技术中将衔)、原田宗介官至造兵总监(技术少将衔)外,另两人到退休也只是大佐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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