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的初夜给了谁

称陈寅恪为国学大师，恐怕鲜有不心悦诚服的，当然他的学问也不仅限于国学。这样一位大师，竟然在课堂上讲“杨贵妃入宫时是否是处女”这样一个课题，自然让“正经”的中国人感到不适，大骂其无聊、龌蹉。

但只要了解陈寅恪一贯的史学思想，就会明白他关心的根本不是这个胖女人初夜到底给了谁，而是通过这一问题观察唐代的婚姻制度，胡汉混血带来的贞洁观念转变，乃至李唐王朝的血统、风气和政治演变。如果一个皇帝都可以接受非处女，我等屁民还有什么可纠结的。

那陈寅恪是如何考证的呢？杨贵妃原先嫁的是唐玄宗的第18个儿子寿王李瑁，唐玄宗娶的是比他小34岁的儿媳。清初学者朱彝尊细致考证了杨贵妃入宫始末，认为虽有寿王册封杨玉环为妃一事，但是还没来得及与寿王那啥，就转入道观清修，随后被唐玄宗纳入宫中，其时还是冰清玉洁。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杨氏入宫，至早亦必在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二日。其间相隔至少已越两岁，岂有距离如是长久，既已请期而不亲迎同牢乎？由此观之，朱氏‘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之论，殊不可信从也。”也就是说杨玉环在入宫之前，已与寿王订亲至少两年，并且按照唐代亲王娶亲的礼仪，迎亲当天即“同牢”（同房），让寿王做柳下惠显然有点困难。

季羡林对于陈寅恪这个选题和论证很是钦佩，他在《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一文中写道：“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先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

晚年倾尽全力研究柳如是

除了唐代两位重量级女性，陈寅恪先生晚年时期，还特别研究过明清两位才女柳如是和陈端生。1954年，陈寅恪动笔写柳如是时，已经64岁了，而且双目失明，最后花了九到十年时间写下了《柳如是别传》。为何在又老又盲的情况下，陈寅恪要穷晚年全力写一个秦淮河畔的妓女呢？有很多学者认为，陈老是想借着这部书发泄愤懑。虽然当时没有微博，没有朋友圈，可是要发泄还是有很多渠道的，何必费这么大劲拐弯抹角写一部85万字的妓女别传？

所以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认为，“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正是源自陈寅恪先生的文化使命感，是陈先生在卧榻沉思中追寻那种他唯恐失落的民族精神，自觉地承担起华夏文化的托命。

这正和陈寅恪一贯强调的“种族与文化”相印证，也和陈寅恪的身世和经历相联系。陈寅恪曾有诗曰“欲将心事寄闲言”，所以他以本是闲言的钱柳之事作为寄托，写了一部“心史”。除了柳如是，晚年陈寅恪还写了《论再生缘》，写清代女诗人陈端生，也可以算是历史学外的“闲言”。无论是《柳如是别传》，还是《论再生缘》，其实都是在“世变”中写“世变”，把身世感与历史感糅成一团。当然，正像余英时所言，其中的“兴亡遗恨”和“气节生死观”才是主旨，个人身世感怀倒在其次。
另外，陈寅恪研究柳如是也算是预时代之流。当时，柳如是研究是清末民初最前沿的课题。与陈寅恪同时代的大学者都在关注着这一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王国维先生就曾在当时的《盛京时报》上发表过文章，提到了明清禁书中的柳如是。罗振玉也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柳如是的研究。如此与时俱进的课题，陈寅恪参与其中也是情理之中。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原文标题为《陈寅恪为什么要研究杨贵妃的初夜给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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