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制定国家海洋战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长远发展抑或国家安全，海洋都至关重要，我们必须面对来自海洋的挑战，迎来和平崛起的海洋时代。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坚持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吸收借鉴历史经验，深入分析国情、海情的基础上，制定并颁布国家海洋战略，已经刻不容缓。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于：
首先，在海洋利用和开发方面，我国海洋经济已经达到GDP的10%，迈入海洋经济大国行列，而陆地资源日益枯竭，如何有序、有效、可持续地开发海洋资源是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而在海洋产业成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同时，海洋综合利用和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些矛盾问题也日益凸现，亟待科学、全面的解决方案；
其次，在海洋安全方面，我国还需面对海陆兼备国家的地理困境，解决海上补给的脆弱性、维护领土（海）主权完整和海洋权益的问题，必须站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维护发展大局上对于海上力量建设和运用进行统筹规划。
再次，在我维护领土（海）主权完整和海洋权益的同时，还要破除”中国威胁论”，维护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解决好与周边国家合作开发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思想基础薄弱、概念使用较为混乱，我国海洋战略的制定面临诸多实际困难。”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分析方法，借鉴历史上大国海权观对于当代海洋强国海洋战略制定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构建科学而明晰的海洋战略理论体系，厘清概念理清关系，指导海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二、海权观的历史演变
从历史上来看，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马汉的海权论（Seapower）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种种变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海权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海洋强国海洋战略的制定。事实上，现代意义的海权作为一个战略性极强的概念，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集团在运用这一范畴时，都不可避免地赋予其不同的形态和内容。从诞生之日起，它就有着浓重的军事色彩，正符合了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为海洋扩张开道的时代特点，海洋战略自然就成了海军战略；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对海洋霸权主义的制约，西方海权思想中也加入了更多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内容，海洋战略内涵也日益丰富，下面简要做一历史回顾。
美国海洋扩张催生了马汉的海权论，其海权概念是指”国家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所谓”利用”，主要是指国家把海洋作为-个四通八达的”商路”加以利用；所谓”控制”，主要是指国家通过法律和军事手段(主要是运用海军)控制海上交通线，而”世界霸权是可以通过掌握制海权取得的”。在马汉这里，海军战略就是他的海洋战略，他给美国总统建议的实现其”海权”的战略措施，包括要建立一支能够控制北美水域的强大舰队；要在防御半径内开辟战略基地；要在世界海洋交通要道上建立起一定数量的战略据点；最后是要尽可能多地占领海外殖民地等等，都离不开海上军事力量范畴。
马汉海权理论中的军事思想得到了英国海军战略家科贝特的继承，他的海权思想进一步局限于制海权，而”制海权指的就是对海上交通的控制权”。他从”海洋成为战争中的重要因素”角度出发，强调”海军战略只是海洋战略的一部分”，而”海洋战略最需要关心的事情，是确定陆军和海军在战争中的相互关系”。他在1911年出版的《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中讨论了海军和陆军如何配合完成最终的战争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舰队构成、兵力集中和分散、争夺制海权的具体原则，其思想的主体仍然是海军建设与运用，不过是与马汉相比，更有从陆地和海洋统筹战争全局的意识，这也正反映了当时的欧洲国家比美国更注重争夺大陆霸权。
二战结束后，世界迎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开发和利用的海洋的步伐加快，海洋蕴藏的巨大资源引起了各国的普遍重视，特别是1973年开始的石油危机，更增强了海洋大国向海洋寻求利益的动机，1976年，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发表《国家海上威力》1，提出了”国家海上威力”这一新的海权概念：”开发世界海洋和保护国家利益，这两种手段有机构成的总和，便是海权。一个国家的海权，决定着利用海洋所具有的军事与经济价值而达到其目的之能力。””国家海上威力的实质就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最有效地利用世界大洋(或如常说的地球水域)的能力。””运输船和捕鱼船队也是国家海上威力的组成部分”。可见，戈尔什科夫的”SeaPoweroftheState”概念拓宽了传统”SeaPower”观念的内涵，认为国家的海权首先意味着，国家开发全部海洋资源，利用海洋提供可能性服务。因此，国家必须全面发展海洋科研考察能力、海洋资源开发能力、海洋运输能力，以及与国家海洋科技经济能力相适应的国家海上军事力量，以保护国家对世界海洋的开发。戈尔什科夫在书中提出的关于海权的三点思想：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大国地位，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俄罗斯的海洋战略。
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关系处于低谷，美称苏联为”罪恶国家”，誓言”华盛顿绝无可能与一个集权国家保持稳定关系”的里根上台，痛斥美国70年代的对外政策，认为”苏联打着军控的幌子实际上已经取得领先于西方的优势”。时任海军部长的莱曼提出，为平衡苏联在欧洲大陆力量方面的优势和遏制其海军发展势头，美国必须迅速加强并保持”海上优势”。从而将马汉的”海权”思想发展为”海上优势”思想，将马汉的”海军战略”思想发展为”海洋战略”思想。他从确保美国”海上优势”这个国家安全目标出发，确立了奠定美国”海洋战略”基础的”八大原则”。第一项原则，”海洋战略来源于而且从属于国家安全的总战略”。美国的”国家战略”规定了海军取得”海上优势”的基本目标，”海洋战略”必须牢固地建立在”国家战略”基础之上；第二项原则，”国家战略规定海军的基本任务”；第三项原则，”海军基本任务的完成需要确立海上优势”；第四项原则，”确保海上优势要重新确立一个严谨的海洋战略”；第五项原则，”制定海洋战略必须以对威胁的现实估计作为基础”；第六项原则，”海洋战略必须是一种全球性理论”。第七项原则，”海洋战略必须把美国海军及其军事盟国的海军兵力结合成一个整体”；第八项原则，”海洋战略必须是前沿部署战略”。莱曼的海洋战略的实质是对马汉关于海权是”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实际上还是以海上军事力量发展为核心，成为美国争夺全球海洋霸权和制定海军发展计划的理论根据。
三、海权观影响下的当代海洋强国海洋战略
从以上历史来看，海权和海洋战略的发展变迁与全球局势密不可分，在全球军事斗争局势紧张时期，海洋大国的海权和海洋战略就会被简化为海上力量和海军战略，而在相对缓和时期，则会加入更多海洋开发和利用的内容。时至今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海洋科技的发展和多极格局的形成，对海洋和平开发利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在增强，海洋大国的海权主张已经超出了军事力量的范畴，开始重视海权中的”软实力”（softpower）表现，有学者称之为”新综合海权观”。与之相对应，其海洋战略也拓展到许多非军事层面，正如印度在2007年颁布的《海洋的自由使用–印度海洋军事战略》(India’sMaritimeMilitaryStrategy)的序言指出的那样：”海洋战略包括经济、贸易、政治、军事和科学技术等各个层面的内容，并在国家大战略的总体构架中有所反映。一个国家的海洋战略可以被定义为一国以其周边海域为基础，在海洋发展的总体规划指导下，通过协调处理各种海事活动，实现国际利益最大化。”纵观各海洋强国的海洋战略制定，俄、美两国的做法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俄罗斯的做法是，2000-2001年，密集出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形成了以《俄联邦2020年前海洋学说》为论证指导、《俄罗斯联邦至2020年海洋政策》为具体部署的海洋战略体系。该海洋政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高速重视国家海洋利益的特点，不仅涉及对内的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开发管理，同时也特别强调了对外的海洋安全和军事战略。这一时期还出台了《俄罗斯联邦海军战略（草案）》、《俄联邦海军未来十年发展规划》等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战略，并以《2010年前俄联邦海上军事活动的基本政策》作为海洋军事战略与国家海洋战略的总协调。
俄罗斯的海洋战略（俄称其为”海洋政策”）分为原则和内容两大部分。原则部分有14条之多，其中前三条是统筹海洋军事力量的使用和海洋活动，并高调宣示其海洋军事力量的使用服从服务于海洋政治大局：”遵守国际法公认的准则和俄罗斯联邦在进行海上活动时所签订的国际条约；在解决世界海洋的矛盾和消除针对俄罗斯联邦国家的、来自海洋上的危险时，优先采取政治、外交、经济、情报和其他非军事手段；拥有必要的海军实力并在必要时武力支持国家的海上活动。”此外，还包括”保留并完善干部培养体制和青年培训、教育体制”以及”有效宣传国家海洋政策”等内容。在内容方面，提出国家海洋政策地区方向的思想，按照大西北方向、北冰洋方向、太平洋方向、里海和印度洋方向分成海上运输、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完善科技活动、实施海上军事活动等四方面内容，其中关于海上军事活动的详细规定，较之其他国家具有鲜明的特色。
美国则延续了一贯的海洋霸权主义思路，继续推行其控制世界海洋的军事战略，同时，另起炉灶出台非军事层面的《美国海洋行动计划》，两者共同构成了美国的海洋战略体系。与俄罗斯不同，美国海洋战略体系表现出鲜明的”先军”特色，国家海上安全战略是核心内容，涉及外交、运输、商业等方方面面，实际上是以国家安全统筹海洋事业。这一点可在其海洋战略内容方面得到佐证。美国于2005年9月第一次在其国家战略层面上提出《国家海上安全战略》，明确指出”美国的安全和经济保障有赖于世界海洋的安全使用”，提出三项原则：”保护海上自由是国家的首要目标；美国政府必须推进和保护商业，以确保海运自由；必须促进所需商品和人员的出入境流动，同时甄别危险人员和危险品”。接下来的内容中包括”领土感知计划、全球海上情报整合计划、海上军事威胁快速反应计划、国际协作战略、海上基础设施重建计划、海上运输安全计划、海上商业计划、本土扩展计划”等八项战略规划。2004年，半官方的海洋政策委员会提出《21世纪海洋蓝图》，作为回应，布什总统签署《美国海洋行动计划》，对蓝图的实施提出具体措施。两份文件内容主要涉及国家海洋管理框架、海洋教育和文化、沿海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海洋资源利用和保护等方面，大部分是具体的行动步骤和路线图，而且局限于经济和文化层面，与《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相比较，在美国国家战略体系中明显处于较低层次的被支配地位。
四、有中国特色的海权观
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者关于海权的讨论逐渐兴起，回顾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海权的论述，基本在海权的内涵方面达成了共识，即海权是一个”综合概念”，是”既包括军事手段也包括非军事手段”在内的”收回海洋权益，并不失时机地拓展海洋权力的一种综合能力”1，是指”一个国家对本国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的实际管辖能力、控制能力和防御自卫能力，以及在特定海域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2。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的观点较成系统，他在法权范畴内对中国海权概念的界定得到了广泛认同：”中国海权的概念应当包括从中国国家主权引申出来的’海洋权利’和实现与维护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两个部分，只是不包括西方霸权国家普遍攫夺的’海洋权力’”，”是中国主权概念内涵的自然延伸”，”就其权利部分而言，包括实现中国’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他认为马汉所言的seapower仅仅是指海上力量，马汉海权论致命的缺陷是不能说明海上力量发展和应用的正当性，即法理基础，最终只能成为美国寻求海洋霸权的工具，因而提出使用searight取代seapower来表述中国海权，强调”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中国海权属有限海权的特点”，”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是远期战略上的上述有限性与近期策略上的无限性的统一”，”中国目前的海权实践远没有达到追求’海洋权力’的阶段，而只是处在捍卫其合法’海洋权利’的阶段”。3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关中国应发展”强大”而”有限”的海权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大多意见趋同，但是在到底多大程度是”有限”、特别是海权中海上力量的发展限度问题上仍然没有定论，既然国家可供支配的安全防卫资源有限，那么海权和陆权的关系问题、海军与陆军孰重孰轻的问题，继清末”海防与塞防之争”，再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从本质上看，这种争论实际反映了对国家安全形势的认识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判断，因为即使是最激进的海权优先主义者，也认可中国要”确保陆权的前提”。刘新华提出：”当代中国之所以需要在地缘战略选择上实行海权优先的战略，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摆脱了近代以来地缘战略选择的两难和安全上的双重易受伤害性，出现了面向海洋、发展海权的战略机遇。”而张文木在提出”有限海权”的同时也认为：”全球化不能不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安全边界就是利益边界。我们的利益走向哪里，我们就得走向哪里，我们的军事力量就得走向哪里”；国防大学徐弃郁教授认为中国应避免陷入”海权的误区”，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始终无法在发展海上力量上倾注太多的资源(海军比陆军昂贵得多)，”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但是”放弃成为海上军事大国的目标不是要放弃发展海洋，而是要量力而行，军事力量必须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他在对张文木观点的批评时，特别引证了德、俄、日的历史实例，指出所谓”全球化要求国家有更多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有了海权就可以为之提供安全保证”的想法，”是追求’绝对安全’、安全上’绝对自助’和’绝对手段’的逻辑，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我们这种逻辑不可能实现。”很多学者折中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刘中民强调中国既要考虑陆地安全环境改善为相对集中力量发展海权提供的战略可能性，更要从海疆安全面临的压力考虑海权发展的必要性；在发展海权与综合国力的关系上，不应如何盘算降低本来已经非常低的海军国防投入，而应寻找思路提高海洋经济的综合国力贡献率，进而为海权发展提供动力。李义虎认为只有更完整地认识中国海陆地缘的特殊性和双重性，避免海陆二分和实现海陆统筹，并在战略选择上权衡好大陆与海洋、海权与陆权及东向与西向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从地缘政治方面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张文木认为不管是无限制的中国海军扩张还是基本放弃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对中国未来而言都是灾难，海上力量的发展也并不只是海军的事，而是”陆海空作战力量，从外空到深海……以及整个信息网络技术体系所构成的国家战略性武装力量从陆地向海洋的外推”，希望可以从国家战略力量建设的高度平息海军、陆军的争执，因为这样看来，现代航空母舰也”不过是从外空到深海大立体作战体系的一个作战平台。”
关于中国海权的争论已经持续了近十年，经过各方观点的激烈交锋和深入对话，目前看来，主张辩证认识这一问题，海陆统筹，立足国情，量力而行，有效维护现代国际法框架下我国海洋权利，发展”强大”而”有限”的海权的观念，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共鸣，强调的都是维护中国的合法权利，而不是要中国去四海争霸；是侧重发展海上非军事力量，而非海上霸权；是积极参与全球合作，融入世界，而非特立独行，与其他国家展开海上竞争乃至军事竞赛。十年的争鸣和认识的趋同，为国家高层出台有中国特色海权的权威解释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我国海洋战略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战略理论已经呼之欲出。
五、我国海洋战略的理论基础构建
战略原本是军事领域用语，是指对战争全局或是军事斗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现在这个词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战略不再是单纯的军事”，目前看来，已经泛指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对于应对措施的全面计划、部署和指导，属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范畴。非军事领域广泛借用战略概念来研究重大问题，形成超出军事战略之外的战略概念体系，一般以国家战略为最高层次，二级层次为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国防战略、科技战略等，之下还可以有更下一级的战略，而海洋战略就是位于第一层次的国家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战略最忌大而空，必须研究并充实其基本的内容要素。美国的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在1981年指出，战略总是由目标、方法和手段组成，该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考虑到战略还包括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认识，我国海洋战略的理论基础应该包括海洋战略的思想基础、目的和任务、方针指向和实现手段等基本要素。
（一）以有中国特色的海权观为国家海洋战略思想基础
严格说来，海权观是一个国家对于海洋军事力量和海洋权利的认识，也反映了自身在海洋发展方面的目标和期待，涉及国家对于海洋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态度，属于战略思想范畴，是战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指导海洋事业发展和海上力量建设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原则，因而是构成整个海洋战略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海洋战略思想，有中国特色的海权观决定着我国海洋战略目的的根本性质是以国际法框架为边际的、不寻求霸权的、爱好和平的；决定着我国海洋战略手段的运用是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于有理有利有节的；决定着我国海上力量建设发展的基本方向是规模适度的、能够维护我合法权益的、自卫性和防御性的。
（二）我国海洋战略的目的和任务
海洋战略目的和任务，是国家为了实现总的海洋战略思想和企图，而赋予海洋事业和海上力量发展的基本历史使命、基本指向。海洋战略目的是国家海洋活动所要达到的最终结果，可以分解成具有多个层次的目标体系；而海洋战略任务则是海洋战略目的的具体化和补充说明，既有很强的规定性，又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中国海洋战略的最终战略目的是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效地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并在国家主权和国际法框架下控制海洋。下一级的目的包括确保国家海洋领土主权的统一和完整、营造有利的国际海洋环境、拓展国家海洋战略利益的范围和空间、建构有利的国际海洋秩序。每一个目的都有相应的任务相对应，构成完整的战略目的-任务体系
（三）我国海洋战略的方针指向
海洋战略方针是指导国家海洋活动的总纲领、总原则，是根据海洋战略目的和任务制订的，是海洋战略的基本内容，主要为完成海洋战略任务、实现海洋战略目的指明了基本途径、规定了行动准则，成为联结海洋战略目标任务和海洋战略实现手段的纽带和桥梁。同时，海洋战略方针也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体现了战略指导者对于影响国家海洋活动的主客观诸因素、诸矛盾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的科学认识和准确判断，以及对于国家海洋活动中一些关键问题、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问题的指导，和对于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法的规定。我国海洋战略方针可做以下考虑：
1、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利益的集中体现，也是处理一切对外关系的最高准则；
2、壮大海洋国力，其中海洋经济和海上军事力量是核心内容；
3、纵横捭阖，注重制衡，通过谋略使敌、我、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并使敌、友力量相互牵制，以保持对我有利的政治态势；
4、循序渐进地解决海洋争端，通过国际政治对话机制使各国在军事增长、防务安排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在此前提下逐步争取在军事情报交流、建立信任措施、增加军事透明度等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为争端的最终解决铺平道路。
（四）我国海洋战略的实现手段
海洋战略的实现手段是在海洋战略方针指导下，为达成海洋战略目的而进行各种海洋活动的方式和方法，是海洋战略的主要内容，它的选择与应用是战略理论指导战略实践的灵活性的直接体现。没有战略手段的战略是不存在的，也是毫无意义，战略概念本身就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德国的老毛奇和英国的利德尔.哈特给战略下的定义，其表述方法就是目的加手段。海洋战略手段在海洋战略理论体系中处于最接近战略实践的底层位置，也正如此，战略手段与下一级战略，即本级战略理论所要指导的战略实践密切相关，体现出本级战略手段与下级战略内容的紧密结合。我国海洋战略手段可包括：
1、经济手段：推进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经济一体化；
2、政治和外交手段：坚决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及领土完整，发挥海洋大国的作用，积极营造周边海洋安全环境，维系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经济发展，争取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
3、军事手段：建设与国家实力相称的海上力量，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并确保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以维护国家的海洋安全和保障海洋经济的发展；
4、文化手段：大力发扬海洋文化的涉海性、交流性、开放性、商业性等精神特质并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海洋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六、结语
海洋关系着民族的未来，寄托着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和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不能没有全局上的战略指导。本文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借鉴历史上大国海权和海洋战略，对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海权”及”国家海洋战略”的研究和争论进行梳理，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海洋战略的理论基础，为相关研究提供便利，从而”以长远的眼光，以五十年、一百年的时间维度来规划中国的海洋战略”，拥抱中国的海洋世纪。
来源：《新远见》 作者：胡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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