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在1992年担任俄罗斯联邦代总理时没有留下任何正面名声，但他有一句历久弥新的妙语：“在国际油价分别是每桶20美元和80美元时，治理俄罗斯根本就是两份工作。”盖达尔天不假年，来不及看到普京第三度就任俄罗斯总统；倘若他活到今天，只怕会怀疑自己碰上了“鬼打墙”——1960-70年代以高油价为基础的苏联强势外交，时隔四十余年于俄罗斯再度高调登场，就连美国人的反应都很类似：忧心忡忡，惊呼大事不妙。
自1965年西西伯利亚萨莫特洛尔油田（Samotlor Field）发现以来，能源作为苏联-俄罗斯经济支柱的局面就已得到奠定。勃烈日涅夫出于冷战需求，急欲将这项意外之喜转化为现实权势，是故早在1970年代，苏联就形成了早熟而粗放的“能源帝国主义”模式：对旨在增加单位面积石油-天然气产量以及生产下游制品的部门不做过多投资，集中人力物力开发新油气田，以数量之巨大冲抵生产效率的低下，并把大部分产能输出到国际市场套取外汇。1974-80年世界油价居高不下的阶段，苏联甚至靠油气出口盈余完全解决了农产品进口问题。也是在这一阶段，对东欧经互会国家乃至高加索-中亚加盟共和国的“管线政治”开始布局，目的是形成经济依赖，强化这些地区对莫斯科的向心力。
时过境迁，21世纪初的俄罗斯虽已摆脱1990年代经济崩溃、政治分裂的困境，但远未恢复到勃烈日涅夫时代四面出击的状态。不过“能源帝国主义”却在强人总统普京领导下复活了：俄国人已经学会利用国际油价长期高企的机会，重新布局其“管线政治”，在能源需求急剧增长的新兴国家之间待价而沽；莫斯科还以能源兼充胡萝卜和大棒，殚精竭虑在原苏联西部加盟共和国重建影响力。这一系列动作带来了相当矛盾的后果：一方面，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和自我定位多少显出了“红色帝国”的返景复照，普京在国内的号召力也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以近期的乌克兰抗议事件为代表，莫斯科的强势外交远未所向披靡，反而开始遭遇越来越多的抵制。最大的问题在于，普京似乎从未想过如何在油价每桶20美元时治理俄罗斯——这恰好是1980年代初苏联经济急剧走低的原因——也未想过为他的强势外交寻求能源以外的支柱。这使得高调的普氏外交多少显得有些外强中干：它完全没有任何冗余度。
地理：帝国式外交的孤魂
马汉和麦金德都曾试图为历史上的俄罗斯扩张主义寻求心理和环境依据，他们注意到了北部高纬度地区的冻土带：由于半年封冻、半年形同沼泽，这一区域显然不适于长期定居。冻土带往南是波罗的海向东延伸到太平洋的广大针叶林，也是早期俄罗斯人的栖息地；再往南则是起于东欧、经高加索和中亚向东伸展的草原，沃野千里但无险可守。经历过13世纪蒙古人入侵的梦魇，俄罗斯人开始形成这样一种意识：只有尽可能向前推进，才能逆转缺乏地理屏障的局面；若能直抵大海，便可获得最终的安全。是故从伊凡雷帝开始，俄国便开启了并吞欧亚大陆腹地、朝黑海-地中海和印度洋全面推进的征程，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楔形版图——楔子尖端插入中亚，两翼分揽黑海与日本海。
苏联解体摧毁了这个巨大楔形的西方一翼，并使俄罗斯一度处在“北约”东扩的压力之下。但就像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无法阻止德国作为经济和人口大国重新崛起，冷战后独立的高加索国家及其背后的欧盟本质上仅是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它们永远无法彻底抵消掉俄罗斯依托领土纵深形成的优势。而莫斯科却对高加索的政治归属格外上心：这个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拥有3000万人口和丰富油气资源的板块是欧亚大陆中心最重要的连接点，大小高加索山脉将其划分成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两大板块，前者插入黑海和里海之间，形成一个突出部；后者（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背靠土耳其，松散地环绕在北高加索周边。南高加索背靠欧亚大陆最重要的锁钥土耳其和伊朗，寄托着莫斯科向中东输出影响力的期望；北高加索扼黑海及里海，使俄罗斯势力可以继续向东欧和中亚缓慢延伸。是故早在苏联时代，高加索就是“铁幕”背后受控制最严的区域之一；而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最大的安全恐惧便是车臣正式独立、切掉北高加索突出部，如此则楔形的西翼将被彻底削平，中亚五国与莫斯科的离心力也将增强。无怪乎即使是在俄罗斯国力衰落、未获西方舆论支持的叶利钦时代，莫斯科也要大张旗鼓实施对车臣的弹压，寸步不让。
21世纪以来，普京政府对“后颜色革命”时代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挥舞大棒，依然是出于地理政治考虑。2008年在南奥塞梯动武既是为了警告第比利斯不得单方面改变高加索领土现状，也是暗示经历了“颜色革命”的格鲁吉亚依然难逃俄罗斯的政治“监护”。2004年以来与乌克兰的周期性关系恶化动机亦无不同，普京对尤先科大玩天然气价格筹码，对“朋友”亚努科维奇则施展台下游说，殊途同归，目的无非是恢复苏联时代莫斯科在高加索的影响力，以帝国式的“威望”向俄罗斯人乃至世界舆论宣示——大国复兴之路进展顺利，权势输出业已恢复。
讽刺的是，地理因素几乎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殚精竭虑的唯一动力。除去能源锁链外，俄罗斯在东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正面吸引力，而现阶段莫斯科真正具备经济和外交潜力的部分却在亚洲，这就放大了乌克兰人对这个西方强邻的不满。不独如此，地理这个单一要素也无法在俄罗斯国内争取到对外政策所需的民意认同，这正是“新帝国外交”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所在。
油气：能源支柱是否稳牢
2008年，曾在霍多尔科夫斯基时代担任尤科斯石油公司顾问的美国专家迈克尔·伊克诺米迪斯（Michael J. Economides）出版了一部专著，题为《从苏联到普京的轮回：能源在今日俄罗斯的统治地位》（From Soviet to Putin and Back：The Dominance of Energy in Today’s Russia）。伊氏在书中提出一项尖锐的观点：以油气资源为支柱振兴国民经济无可非议，但勃烈日涅夫和普京醉心的仅是单一的原油-天然气开采，能源经济的收益被短期化了。
执着于短期收益正是第一代“能源帝国主义”在1980年代破产的主因：原油出口带来的可观外汇原本可以帮助苏联优化产业结构，包括帮助打开其工业制品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俄国本身的石化工业也大可利用此良机实现效率提升，在上下游之间维持平衡。但莫斯科对高油价信心十足，对任何可能影响短期收益的改变都敬而远之。在最疯狂的年头，苏联甚至不再精炼石油，开采出的原油直接经管道输往国外，本国所用的成品油则以外汇在国际市场购买；因为人力物力全部集中在采油部门，石油加工业和衍生产业极度萎缩。1980年国际油价暴跌后，生产效率低下、缺乏体系的苏联石油产业濒于崩溃，加之美元贬值，“能源红利”在一夜之间就透支完了。
今日的第二代“能源帝国主义”拥有另一项重大资产——天然气。仅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一家就供应着欧洲市场1/4的液化天然气，近期又打入中国市场；预计若莫斯科放开私营企业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俄罗斯在全球天然气市场所占的份额有望达到10%。但新“能源帝国主义”也延续了上一辈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差的宿疾：在普京治下，石油-天然气占俄罗斯货物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90年代中期的不到50%上升至70%，政府岁入的50%和GDP的17%来自能源产业，但石油-天然气开采仍是一枝独秀，对工业和服务行业发展毫无助益。于是，2008年世界性经济衰退爆发后，伴随国际油价暴跌，俄罗斯经济总量在第一年就萎缩了8%，继而长期走低；Gazprom的市值更是在6年里萎缩了74%。雪上加霜的是，西西伯利亚油气田预计只能继续开采20年左右，后继无着。
伊克诺米迪斯的著作还指出了另一项事实：经历过1990年代初的灾难，俄罗斯经济从1997年起开始复苏，当时的国际油价和1980年代初接近，处于低位。1999-2004年，俄罗斯经济在油价低迷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稳定增长，这证明提振经济绝不止大规模出口原油这一条路径。而作为这个短暂的“复兴时代”最具争议的人物，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在他的尤科斯公司（Yukos）推行的恰恰是一条“非俄罗斯式”路线——尤科斯大幅减少了人工和油井数量，聘用欧美技术人员，借助新技术和更严格的管理制度来提升产量。经此改革，尤科斯的产量增长率迅速攀升至其他俄国公司的3倍以上，开采和勘探成本低于其他任何跨国能源集团。2002年，尤科斯超越Gazprom成为俄国第一大企业。
但尤科斯的传奇随即戛然而止：2003年10月，霍多尔科夫斯基以逃税罪名被捕；三年后，尤科斯宣告破产。这场风波很快被证明是一次意图昭彰的惩罚，短短几年里，叶利钦时代呼风唤雨的几位能源寡头或者淡出、或遭清算，企业陆续重新国有化，由新领导人普京的亲随执掌权柄。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国有化运动，恰恰是第二代“能源帝国主义”最关键的步骤——在一个没有了最高苏维埃和苏共中央、又未建立起熊彼特式民主政体的国家，政治强人惟有亲自主持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达到他理想中的平衡。作为仅有的大致稳定的财源，普京需要能源收入来安抚军队和安全机构，为大众贴补养老金，为边疆地区改善交通状况，为教师和医生增加工资，包括也需要以能源出口作为增加国际权势的筹码。在此状况下，他比1970年代的勃烈日涅夫更不愿触及前景未卜的“长期增长”话题，并且需要时时寄望全体民众对现状表示满意。
萧墙：帝国之内的隐忧
然而霍多尔科夫斯基并未就此退场：身陷囹圄10年之后，他在近日和一批政治@异@议者一同获得了特赦。鉴于尤科斯王朝已经灰飞烟灭，很难指望霍氏仍能像鼎盛时期那样发挥重大的经济-政治作用，他本人也已表态不会涉足政坛。真正有趣的是“大赦者”普京的心理：看上去他对自己@掌@控下的内政颇有信心，以至于可以大胆释放昔日的挑战者。考虑到索契冬奥会将在一个多月后举行，铁腕总统的宽大似乎也有与西方舆论“和解”的意味。
这种惊人的高姿态，配合着乌克兰街头的反俄抗议以及去年12月29日伏尔加格勒的人弹袭击，显得极不协调。联想到俄罗斯政府近年来在国际事务上略显浮夸的“演出”，不禁令人怀疑这出帝国复兴、强势外交的戏码，重点究竟在形式还是实质。而普京自2012年三度就职以来频繁出手，对欧、对美、对内政皆有动作，又显得张扬无比。
然则仔细辨识即可发现，不断出牌的背后实质是无牌可打。欧盟对莫斯科仅仅保持冷淡的礼节，双方不至于爆发大规模冲突，但也缺少进一步合作及沟通的欲望。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对普京政府的能源定价、贸易政策乃至人权纪录毫无正面印象，俄罗斯也无意做出重大调整来迎合西欧。至于东欧，乌克兰人对莫斯科的声讨正在达到又一波高潮，摩尔多瓦、立陶宛以及其他几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也对莫斯科的过度“关心”表示拒斥。至于中东，普京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支持和在伊朗问题上的幕后作用似乎显示俄罗斯仍是一个世界大国，但这种印象并非来自俄罗斯承担的重大责任，而是美国进退失据的副产品：由于撤出中东已成既定方针，奥巴马政府既无决心武装干涉叙利亚，对伊朗也不再倾向绝对强硬。俄罗斯在这个尴尬时刻出场，以成本不高的斡旋给了美国一个台阶下，继而大肆宣扬俄罗斯在稳定局势方面发挥的作用。实则一旦对话重点转移到美国和冲突制造者本身，俄罗斯便再无置喙空间，华盛顿也绝不会因为普京的“热心”而怀抱感激。莫斯科唯一积极的外交成果是巩固了和中国的关系，但这无法掩盖总体的窘境。
事实是：普京始终在效仿他的苏联父辈，试图为俄罗斯创造一种完全基于地理考量的外部安全环境，并为自己主持的“复兴”制造外部镜像。然而他手里可用的工具远不及苏联时代来得丰富，实际上只有能源杠杆这一项，而俄罗斯油气在北美页岩气革命之后已经不再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在此状况下，莫斯科再度求教于苏联经验，努力营造一种俄罗斯复兴大业进展神速、西方国家正在策划又一起反俄阴谋的印象，为此甚至不惜主动制造话题（如收留斯诺登）。
伏尔加格勒的爆炸声提醒人们：莫斯科的“新帝国主义”只有其先辈的外壳，它的内在基础相当脆弱。本质上，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外交更像是一场模仿秀，它否定了叶利钦时代收效寥寥的“融入欧洲”方针，但又未能将经济和政治重心移到更有活力的远东。普京没有花费心思去对俄罗斯的国际角色和远期目标做规划，他选择了复古，满怀憧憬地认定能源武器可以使俄罗斯回到1991年之前雄踞欧亚大陆腹地、保持攻势的状态。索契冬奥会原本是莫斯科精心策划的一场秀，借以展示“复兴”之成果，特赦@异@议人士更是绝佳的公关环节；然而人弹袭击显示出俄政府对社会的实际控制力值得怀疑，外交上的强势也更像是自我取悦。马克思在嘲讽路易·波拿巴时曾有言：“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不过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外交中，有的只是借尸还魂的老帝国而已。
原载于《南风窗》2014年第3期 作者：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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